劉醒龍：作品是一個作家的氣節

　　劉醒龍談到很多膾炙人口的詩文，這些文學語言提醒我們，文學在很多時候是這個時代的幸福指數。“這些膾炙人口的詩文，是這個民族的地域標志，老舍的《茶館》對應北京，王安憶的《長恨歌》對應上海，山東的莫言更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紅高粱》寫的是高密。可以毫不夸張的說，經典的文學作品就是這個民族的邊疆要塞。國防上的邊疆，關乎一個民族的尊嚴，文學上的邊疆，關乎這個民族的光榮與夢想。所以身為文學中人，我們不要低看了自己，其實我們在選擇一個非常偉大的字眼，是在保衛著我們文化的邊疆。”

　　原標題：劉醒龍：作品是一個作家的氣節

　　劉醒龍是中國當代“鄉土文學”的領軍人物，2011年，他的長篇小說《天行者》 獲得茅盾文學獎后馬上投入《蟠虺》(pán huǐ)的寫作，歷經兩年，借“國之重器”來書寫作家對民族歷史和未來的思考，這部被出版界稱為中國版的《達·芬奇密碼》的作品，關乎世道與人心。　本版撰稿 記者 張曉媛

　　談《蟠虺》

　　“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的相遇是真正的宿命，就像我和《蟠虺》。”

　　長篇小說《蟠虺》敘述了一個曲折神秘、充滿對歷史的深入反思和對現實的敏銳關照的故事。從春秋戰國時代精美絕倫無出其右的青銅重器——曾侯乙尊盤出土之日起，人性中所有的欲望都被激發到極點。《蟠虺》開頭曾經讓劉醒龍糾結了很長時間，在找到這句話之后，他對這個作品充滿信心。“識時務者為俊杰，這是很平常的話，接下來就不常見的——不識時務者為圣賢。這是小說的靈魂，寫這兩句話時，在我的腦子里是一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下社會太多俊杰們識時務的實踐，而少見圣賢者不識時務的標準。”

　　“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的相遇是真正的宿命，就像我和《蟠虺》。”劉醒龍說，自己以前和一般參觀者一樣只知道曾侯乙編鐘，有一次到湖北省博物館被一個工作人員認出來，主動帶他去看曾侯乙尊盤，這才了解到它的特殊文化意義。“還有更為宿命的事情，小說中虛構了一個‘曾侯丙’。2014年小說出版，6月在湖北省博物館開新聞發布會時，博物館館長反復追問，這個書確切的出版是什么時間。得知是2014年4月出版。館長說，那就太巧了。4月剛剛在曾侯乙墓附近發現一座楚墓，出土的青銅器上的銘文正好有‘曾侯丙’。”劉醒龍說，“一部至關重要的作品的出現，一定不是無緣無故的，它的出現會讓你覺得，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劉醒龍談到很多膾炙人口的詩文，這些文學語言提醒我們，文學在很多時候是這個時代的幸福指數。“這些膾炙人口的詩文，是這個民族的地域標志，老舍的《茶館》對應北京，王安憶的《長恨歌》對應上海，山東的莫言更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紅高粱》寫的是高密。可以毫不夸張的說，經典的文學作品就是這個民族的邊疆要塞。國防上的邊疆，關乎一個民族的尊嚴，文學上的邊疆，關乎這個民族的光榮與夢想。所以身為文學中人，我們不要低看了自己，其實我們在選擇一個非常偉大的字眼，是在保衛著我們文化的邊疆。”

　　他認為，在寫作時，千萬不要低估讀書人的求知欲和向上的渴望。“一個正常的讀書人，遇到難題的時候，一定會選擇去認知、了解。不認識的字就去查字典，當書名都不認識的時候，會極其挑戰人的自尊心的。如果說，文學是文化的邊疆，那漢字就是文化邊疆上的界碑。”

　　談審美

　　“文學從來是用審美的方式，用對生命和個體充滿尊重和關懷的方式為各種各樣的普通問題提供一種價值判斷。”

　　“文學的追求是一種靈魂的追求。平常的時刻，說人是有靈魂的，很少有人相信。人到底有沒有靈魂？我相信有，因為文學就是對靈魂敘事與表達。”劉醒龍說。

　　2008年秋天，他在浙江一個90后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上有個發言，到場的都是些年輕人。他當時說了一個觀點——文學還是要遠離娛樂，要關注那些似乎看不到但確實存在的精神世界的東西，關注大一些的、可能影響我們生命的東西。“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轉基因糧食對生命的影響不會太大，但是對于90后的年輕人，如果不給予極大關注將來受到的傷害也會極大。當時說這些話，還覺得和我們的生活相距很遙遠，才幾年時間，這種現實就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還要信奉那些最最基本的常識，常識往往是最真理的。常識在日常生活中起著代表靈魂的作用。人類一旦不關注靈魂，人類的社會生活就很容易受到科學騙子或者技術流氓的擺布。當一些強勢團伙，或者利益共同體，在我們周圍肆意妄為的時候，正是文學突顯自身力量的時候。”劉醒龍說。“因為文學從來是用審美的方式，用對生命和個體充滿尊重和關懷的方式為各種各樣的普通問題提供一種價值判斷。當時下流行‘識時務’時，提醒我們還有一種真理和大義叫‘不識時務’。在技術時代，人一旦離開文學，真的只是一個簡單的符號。除了文學真正尊重人本之外，還有什么比文學更尊重人？”

　　他坦言，文學之所以千百年以來令我們不離不棄，就在于文學是用每一個字，每一句話，最大限度的發現和還原生命的真相。“能夠將無邊無際的大地方，分解成小到手邊腳邊的小地方，將呼風喚雨的大人物，還原成在洗手間能碰上的和我們一樣需要吃喝拉撒的小人物。”他說，“比如老舍將那么大的北京，分解成一個小小的茶館。王安憶將大上海分解成小小的石庫門。文學將我們看不到摸不著的大的文化一下子分解成小的文化基因。這正是人的靈魂和命運的一種歸宿。”

　　談擔當

　　“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者，有個很重要的因素要考慮——寫作者的氣節。自由獨立，不隨波逐流，敢于擔當的品質。”

　　“文學不可以蛻變成簡單的技術，更不應該變成簡單的為了生存的技術。”劉醒龍說，做人的道理很多時候都會，但對文學的修養，過了這村沒有這店。“年輕的時候不學，到中老年再學，也還行，但是確實是晚了。”

　　他認為，一個心智健全的讀者，包括我們自己讀書，總想從書里找到某種值得我們敬仰的，留戀的，值得我們講給后代聽的東西。甚至是把它變成某種家教，在自己的血脈當中往下傳承的東西。

　　“市面上叫得最響的作品中看不到這些。這類作品反而賣得好。”劉醒龍在上海書展上說，“說‘讀者是上帝’　是對資本而言，是對出版社而言。如果寫作者真的把讀者當上帝，寫作是完蛋的，因為好的讀者確實是上帝。有些很糟糕的讀者，分明是魔頭，卻把他當上帝，是不是自取其辱？一味討好別人的寫作，就像一味阿諛奉承的人。”他說，“我們可以不信任一切，但是我們必須信任內心。我們的寫作不是為別人，就是為了自己的內心，只有這種寫作才是最可靠的，才有可能成為經典。連對自己都說假話的作品，絕對是垃圾。”旋即，他笑言，自己的這番言論也有可能被媒體斷章取義：“有人也許會拿來做標題，說，劉醒龍說讀者是魔鬼。”

　　才情感染人

　　“過去一整年，一直有邀請來濟南。總在推卻是因為去年在寫《蟠虺》，前后13個月，處在封閉狀態，手機一關就是一個星期。小說寫完之后，我就答應來濟南了。”劉醒龍說起互聯網時代時表示，現在有些孩子在互聯網時代長大，信息很發達，提起舊事都不知道。“在這樣背景下談文學是相當困難的，信息不對稱。他們更多是了解現在充滿娛樂精神的那些東西，我們這一代人在社會生活中摸爬滾打的，對個人的命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更刻骨銘心一些。”

　　劉醒龍從1999年開始不寫中短篇，原因就是覺得寫得太順了。有雜志找他要稿子，他形容自己的狀態是，趕緊往電腦跟前一坐，隨便開頭一句話，洋洋灑灑幾萬字就出來了。“就這樣雜志還給你頭條，寫作的感覺一點沒有，很麻木。自己很快意識到這是個問題，太輕松的寫作，寫得太順利了，這種寫作就需要警惕。寫作對自身一定要有挑戰性，作品出版后對讀者也要有一定的挑戰性。好的作品一定是在讀者現有審美層面的臨界之上，要有適度的難度。”

　　8月中旬，劉醒龍參加上海國際書展。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展臺前，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每隔一個小時就要重復上演一個情景劇，雖然“演員”換了，但“劇本”還是那個：一對年輕的男女走過來，女孩子看到《蟠虺》后，馬上用手把“蟠虺”二字的拼音蒙住，問男孩是什么字。男孩看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說，不認識。更搞笑的是，8月18號下午，《蟠虺》 簽售一小時里，有個女孩子拿著書在那里排隊，嘴里就念念有詞，《蟠虺》《蟠虺》《蟠虺》，她不怎么認識這倆字，怕忘了。等排到劉醒龍面前，簽完字后，她竟脫口說出：“謝謝蟠老師！”有人說用生僻字做書名會影響銷量，但在上海國際書展上，常常有人直奔展臺說：“我要買劉醒龍那本兩個字的書。”據書展舉辦方最后統計，《蟠虺》銷量排列全部小說類書籍第一名，并獲評書展十佳新書。

　　劉醒龍還是位書法家。“文學是一個時代的氣節，作品則是一個作家的氣節。”劉醒龍最近幾年開始寫毛筆字，他說：“寫書法時，我發現，現在很多書法家的作品只有法，沒有書，把寫字純粹當做筆墨紙的技巧。一般人只要將‘厚德載物，天道酬勤’，照著字帖寫上千萬遍確實能寫得像模像樣。寫書法絕不是個技術，我把蘇軾和王羲之的字帖擺在面前，怎么看還是喜歡蘇軾的。如果一個字一個字比較，王羲之的每一個字都比蘇軾寫得好。但是，蘇軾的《赤壁賦》文氣逼人，任誰也擋不住，”他感慨說。“有種曠世才情在感染人！”

　　劉醒龍　　

　　劉醒龍，湖北團風縣人，1956年生于古城黃州。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委員。1984年開始發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說《鳳凰琴》、《秋風醉了》、《大樹還小》、《挑擔茶葉上北京》 等。出版有《威風凜凜》、《一棵樹的愛情史》、《圣天門口》等長篇小說十一部，長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及散文集多部，中短篇小說集約二十種。曾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第二屆中國小說學會長篇小說大獎、第一屆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長篇小說大獎等。2011年，長篇小說《天行者》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