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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良和鄧涵睿、鄧寒睿組成的演唱組合叫“谷僚” , 6月27日,他們身著壯族服裝,在甘肅和政縣松鳴鎮的山腳下,唱了兩首壯族民歌,分別為山歌《初見妹》和末倫(壯族曲種,用壯語演唱的一種坐唱曲藝形式) 《別情》 。壯族民歌以情歌居多,這兩首歌正好構成了一個愛情故事。第一首唱的是男女初見,阿哥唱:“阿妹你就像木棉花一樣漂亮,能夠跟你在一起,我就很高興。 ”阿妹唱:“阿哥你就像木棉樹一樣挺拔高大,如果你能夠滿足我的條件,今天我就答應你。 ”第二首是講一對青年男女離別時的場景,阿哥要暫時離家,阿妹慪氣說不等他了,離他而去,阿哥很傷心。
24歲的蘇永良和22歲的鄧涵睿、鄧寒睿雙胞胎姐妹,看著都比實際年齡小,說話語調柔和,三人既是同學也是同事,在廣西藝術學院民族藝術系上學時就組成了演唱組合,現在均在南寧市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工作。“谷僚”是院長給起的名字,是壯語的音譯,在壯語里的意思是木棉樹。“在廣西壯族地區,有很多木棉樹,枝干挺拔。春天時其他植物還沒發芽,木棉樹已經開花了,從遠處望過去,紅紅火火,非常壯觀。 ”蘇永良告訴記者,“組合起這個名字,就是想表達廣西民歌能夠代代相傳的愿望,像木棉樹一樣繁盛、挺拔、堅強。 ”
6月26日至30日,由文化部主辦,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甘肅省委宣傳部、甘肅省文化廳等聯合承辦的第七屆中國原生民歌大賽在甘肅和政松鳴鎮舉辦,“谷僚組合”和其他20多個民族的共160多名選手來此參賽,背靠青山,在露天搭建的舞臺上唱民歌。
“非常古老,非常優美,非常好聽”
蘇永良介紹,“谷僚組合”是“非遺保護工作者” 。他們這一代的父母,已經不會唱壯族民歌了。他們是考入大學后才學的,在校時被老師帶著下鄉采訪調研、整理民歌,現在的工作依然是到南寧民間采風,收集整理民歌,然后不經過任何改動,直接在舞臺上演唱,在民歌進校園活動中,他們會把這些民歌教給更年輕一代。蘇永良說起他們做的這種活態傳承的工作時,眼睛里閃著光。下鄉采風時,會唱民歌的老年人會很熱情地教他們,但他還是會感到有些難受,因為他發現:“現在沒有多少年輕人會唱民歌了。 ”
“壯族民歌非常古老,唱腔非常優美,非常好聽。 ”蘇永良一連用了三個“非常” 。鄧涵睿、鄧寒睿姐妹披著壯錦,說話經常異口同聲,在《初見妹》里,阿妹給阿哥提的條件里有一個就是送幾條壯錦。在舞臺上,姐妹兩人一人飾阿妹,一人飾阿妹的閨蜜,配合默契。她們說,上大學前,很不喜歡唱民歌,“覺得很土” ,但在大學經過系統學習后,“發現民歌蠻好聽的” 。
流傳于內蒙古、陜西、山西等地的歌種二人臺,也主要是歌唱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二人臺表演專業的大二學生樊鵬和孫曉娟,最早是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老師轉發的比賽報名鏈接,報名參賽后最終入圍決賽。樊鵬的故鄉土右旗,一個內蒙古的小縣城,是二人臺之鄉。孫曉娟是山西人,高考時才知道二人臺,發現這個專業能學到特別多的東西,“唱歌、跳舞、表演、戲曲都要學” ,所以選了二人臺專業。入學兩年,兩個人搭檔演出多次,把二人臺唱到了校內外和內蒙古烏蘭恰特大劇院。
這次兩人帶來的參賽曲目是《栽柳樹》和《昭君墳》 。樊鵬告訴記者, 《栽柳樹》是二人臺里的漫瀚調,講的是一對相愛的青年男女,想偷偷見面,于是利用栽柳樹的時機約會。他介紹,二人臺的代表曲目是“三打一掛一放一走” ,包括《打金錢》 《打櫻桃》《打連成》 《掛紅燈》 《五哥放羊》《走西口》 。
為了強調原生性,大賽要求不能使用伴奏帶,選手們演唱均為現場伴奏。樊鵬和孫曉娟帶的伴奏魏強,是52歲的內蒙古地區的民間藝人。他的樂器是枚,平常經常跟民歌手合作演出,這次來參賽,他還遇到了曾經合作過多次的一個唱蒙古長調的參賽選手。因為二人臺比較隨性,他們比賽前并沒有反復練習。“他們只要告訴我這個地方唱的幾板,這個板是快是慢就行,上臺后就沒問題。 ”魏強對記者說。
要給真正的民歌加上“原生”兩個字
中國原生民歌大賽已走過了12年。前三屆時,叫中國南北民歌擂臺賽。本屆大賽評委會主任、中國音樂學院原院長樊祖蔭是大賽的發起人之一,他回憶:“2002年,浙江省仙居縣想舉辦一個民歌比賽,我說要辦就不要只在一個縣或者省的范圍里辦,要搞一個全國性的。 ”當年,首屆比賽在仙居順利舉辦,此后每兩年舉辦一屆,每一屆舉辦地都不同,包括山西左權、陜西西安、北京宋莊、湖北武當山等地,均是露天舞臺,選手們來自全國多個民族。
也是因為這個比賽,原生態民歌這個詞一度引發了音樂界的大討論。樊祖蔭不記得是誰先提出這個詞,但他記得是在山西左權舉辦第二屆比賽時,評委們在一起開會,就已經開始討論原生態、次生態這些問題了。樊祖蔭的觀點是:“同意這個精神,但不同意這個詞,改成原生性會更好。 ”在他看來,民歌的存在方式,一種是存在于這個歌種的民間活動區域,在這個環境中唱,把它的生態保留了,叫原生態。但如果離開這個區域,上了舞臺,歌者的服裝、心態等各方面都發生了變化,變成了表演,這就不是原生態了。“但唱的歌還是原來的歌,所以可以叫原生民歌。 ”這個觀念得到了學界廣泛的認同。從第四屆起,比賽也正式更名為中國原生民歌大賽。
為什么一定要強調“原生”兩字?樊祖蔭告訴記者:“當時的情況是很多人,包括音樂界的人,把民歌的外延無限擴大,一些民族風歌曲和新創作歌曲都被叫做民歌,我覺得這樣不對,民歌是老百姓口頭唱出來、口頭流傳的歌曲,而不是作曲家寫的,所以我們要把真正的民歌加上原生兩個字。 ”
在他看來,這樣的不同民族選手們參加的比賽,比的不是哪個民族的民歌更好,而是比的唱歌。“各民族的民歌從文化層面來講都有它的價值,但是唱得好不好,一聽就知道了。 ”他說,“所以唱原生民歌是可以比的,比的是旋律好不好聽、嗓子好不好、能不能打動人。節奏能力、音準、音樂上的要素都可以比。 ”但音準方面也會尊重不同民族的音樂觀念,他舉例,比如新疆的木卡姆,選手們唱的音跟鋼琴上彈出來的音是不一樣高的,“哪個準?從木卡姆的角度就是選手們準” 。
改編,讓民歌更好地傳播
24歲的歐尼爾來自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 6月26日第一場比賽時,他是獨唱組唱蒙古長調的選手巴圖蘇和的馬頭琴伴奏,真正屬于他的比賽,是在兩天后舉辦的民歌改編組,他和劇院的其他4個小伙子組成的組合,用呼麥的唱法演唱了改編版蒙古族民歌《四座山》和《老黃馬》 。歐尼爾告訴記者,對于這兩首歌,他們在配器、編制、和聲上都作了改編,節奏上也有很多創新的地方。“蒙古族都會唱這兩首歌,但每個組合去演示這些歌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我們有我們的表達方式。 ”
民歌改編組為本屆比賽新增組別,共有11個組合參加了決賽。樊祖蔭介紹,一開始評委會把關很嚴,不允許選手們有改編,雖然每屆都強調這點,但他們發現各地推薦來的民歌都或多或少有加工。“一旦加工就屬于改編的范疇了,我們又不能完全拒絕,所以就加一個改編組,使各地的歌者能夠發揮創作的積極性。 ”對于改編組,評委會有很明確的要求:要尊重民歌本身,在傳統民歌基礎上改編,包括風格、情感表達的基本方式等,其他的節奏、音高、伴奏方式甚至語言,都可以改編。“新增民歌改編組,也能夠更好地保護其他幾個組別的原生民歌。 ”樊祖蔭說。
在他看來,改編對民歌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王洛賓,他搜集整理的歌曲多數是自己改編過的民歌,符合漢族人的審美趣味,填的歌詞也是漢語。“如果沒有他,這些歌曲不可能得到如此廣泛的流傳。 ”樊祖蔭說,“不僅是作曲家,老百姓在民歌傳播的過程中也會將其改編,比如江蘇的《茉莉花》傳到甘肅后,已經是兩回事了,動了很多的曲調和歌詞。 ”
聽聽傳統的聲音
本屆比賽評委會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原所長喬建中,聽完多人組合組中由6位維吾爾族選手演唱的《刀郎朱拉木卡姆》和《木夏吾熱克木卡姆》片段后很興奮,“很多年沒有聽過這么出彩的木卡姆了” 。“由于長期面對城市聽眾表演,木卡姆逐漸雅化,變得典雅文氣了,但原來的生態不是這樣的,是完全在老百姓生活中唱的。 ”他說,“這些演員在舞臺上全部放松了,放開了來唱,不那么典雅,可每個人都唱得那么好,手鼓也打得好。 ”來自青海的汪黎英演唱的青海花兒拔草令《維哈了一腔子眼淚》 ,喬建中也很欣賞:“這個女孩子聲音太清純了,像一股山間的清泉。 ”
“在主流社會領域里,應該知道我們傳統的聲音。知道它們的存在、豐富和珍貴,予以關愛和保護。 ”大賽的發起人之一、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主任李松表示,這是當初組織大賽的初衷。舉辦7屆以來,第一屆的報名人數不到100人,今年的第七屆達到了近1100人。在李松看來,這12年間,原生民歌也由2002年時“非常邊緣化的一個狀態” ,發展為今天在社會上有了廣泛的認知度,收獲了更多的關注。
“這種關注并不全是因為這個比賽,是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對傳統文化表現出來的一種鄉愁狀態。 ”他分析,“改革開放后老百姓生活富足,有更多的時間關注自己的傳統文化,加上‘非遺’搶救和保護工程等,這些綜合因素使得民歌復興。 ”
經歷了多屆比賽的評委們,也看到了中國原生民歌大賽對傳統民歌的傳承和弘揚。樊祖蔭說,有一屆一個唱蒙古長調的歌手在比賽中獲了獎,整個內蒙古就掀起了學習長調的熱潮。“這樣的現象很多。 ”他對記者說,“再如山西左權,原來是民歌豐富的地區,但新中國成立后慢慢就不怎么唱了,第一屆比賽舉辦后,左權就在全縣開展了恢復民歌的活動,現在左權唱民歌的人很多,很久不唱的一些民歌都唱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