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鳴奮：我國文學傳統與網絡文學的定位

http://www.00444477.com 2014年07月12日15:44 來源：中國作家網

　　文學作為語言藝術具備與生俱來的悖論：從語言的角度看，它應遵循約定俗成的原則；從藝術的角度看，它無疑將創造性當成自己的精髓。所謂“文學傳統”便是二者調適的結果。文學傳統既是某種權威、范作和慣例的統一體(因而體現約定俗成)，又承認上述權威、范作和慣例來自創新(因而符合藝術精神)。它既相對穩定(因而能夠成為效法的根據)，又因時而變(因而能夠成為發展的起點)。在前一意義上，我國網絡文學和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擁有某種一以貫之的傳統；在后一意義上，我國網絡文學和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又各有千秋、各具特色，與不同的傳統相聯系。它既是我國文學傳統(母體)合乎邏輯的產物(兒輩)，又具有自己的風姿(“寧馨”)，是地道的“寧馨兒”。對此，可以從信息革命、傳播要素與世界格局等視點加以考察。

　　一、 五態：信息革命與網絡文學的定位

　　我國網絡文學之所以擁有和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一脈相承的傳統，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它們所使用的大致相同的符號體系。我國網絡文學之所以形成有別于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特色，原因之一是歷次信息革命的影響。

　　在人類所曾有過的各種文學范疇中，“網絡文學”是根據作為媒體的信息互聯網絡來定義的。信息互聯網絡本身是信息革命的產物。從傳播的角度看，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如下五個歷史階段：遠古，始于以語言為標志的第一次信息革命；古代，始于以文字為標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近代，始于以印刷術為標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現代，始于以電磁波為標志的第四次信息革命；當代，始于以計算機為標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這五個歷史階段大致相當于從人類組織形式的角度劃分的原始社會、古代社會、近代社會、現代社會與當代社會。每次信息革命都造就了與之相適應的通信網絡，即口頭傳播網絡、書面遞送網絡、出版發行網絡、廣播電視網絡與信息互聯網絡。由此形成了以之為平臺的主導文學形態，即口頭文學、書面文學、印刷文學、電子文學與數碼文學。當今我國學術界所說的“網絡文學”，特指基于信息互聯網絡的數碼文學。從信息革命的角度提出文學之五態，既有助于理解網絡文學在歷史長河中之定位，又有助于把握網絡文學在當下環境中之生態。事實上，網絡文學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不斷與口頭文學、書面文學、印刷文學、電子文學互動，在相互轉變的過程中產生出許多新品、許多機遇，如網絡口頭文學(訴諸語音通訊)、網絡書面文學(訴諸壓感書寫)、網絡印刷文學(訴諸字符識別)、網絡電子文學(由影視游戲改編而來)，或者口頭網絡文學(訴諸朗誦)、書面網絡文學(訴諸手工傳抄)、印刷網絡文學(訴諸線下出版)、電子網絡文學(改編為影視游戲)。如果說每種文學形態都有自己包含技法、觀念、傾向等在內的傳統的話，那么，這些傳統本身與其說是某種僵化的實體，還不如說是靈活的流動。

　　從社會的角度看，遠古文學形成于原始時代，從總體上說基于共同生產、消費與娛樂，但并不排除群體記憶與個人情思的矛盾(由于缺乏可供研究的原始記載，我們只能從邏輯上加以推測)。古代文學形成于文明初期，從總體上說基于存在等級制和階級分化的社會生活，貴族文學和平民文學的矛盾相對突出。近代文學形成于精神生產商業化的過程中，商品文學與公共文學的矛盾比較明顯。現代文學形成于各國文化激烈碰撞與交融的時代，民族文學與殖民文學的矛盾令人矚目。當代文學形成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交鋒的時代，國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矛盾值得注意。文學現象紛繁復雜、文學歷史源遠流長，遠非寥寥數語、兩極思維所能全面概括，盡管如此，上述五種矛盾對于我們從社會角度理解文學的歷史演變具備提綱挈領的作用。

　　上文從傳播角度和社會角度分別對文學史的考察是交相為用的。文學史的傳播分期和社會分期雖然未必完全重合，但從整體上看是一致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信息革命在歷史上作為社會變革的重要推手起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社會變革在歷史上作為信息革命的促進因素而發揮影響。就前者而言，語言的問世促成了人猿相揖別；文字的發明推動了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轉變；印刷術的應用有利于普及知識、發展科技，結束貴族與僧侶的統治；電子媒體的興起加速了公共空間與世界市場的開拓，導致了社會生活的現代化；互聯網絡的普及為跨越國家、民族與語言等障礙的全球交互創造了條件，催生了當代意義上的“地球村”。就后者而言，語言之所以誕生，原因主要在于人類祖先在生產過程中彼此交往的需求；文字之所以創制，重要驅動力來自文化傳承的需求；印刷術之所以發明，和精神產品大規模復制的商業需求有密切關系；電磁波之所以應用，國內外市場開拓的需要是強大動力；互聯網絡之所以風行，不能不歸因于與冷戰相伴而行的全球一體化。

　　當然，不應低估文學史的傳播分期與社會分期的相對性。例如，在口語文學為主導的時代，人們共同體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同等程度地掌握或運用語言。不過，即使是那些因為年幼、智障、聾啞等而無法使用常規語言(或者因為超智、隱遁、故作高深等而不愿說話)的人，仍然可能創造性地表達自己的情思，因此存在非口語文學(或者類似交流方式)萌生的可能。在書面文學為主導的時代，口語文學仍然廣泛流行于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不識字的社會群體，也包括習慣或擅長即興口頭創作的社會群體)，其成果甚至令精英文人所矚目和效法。在印刷文學為主導的時代，基于手稿或手抄本的書面文學仍然有其成就，在官方對大眾媒體嚴格管控時甚至是民意的重要表達途徑。在電子文學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印刷文學雖然受到擠壓，但仍是文化傳承與社會交流的重要形式(在某些條件下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在網絡文學從附庸蔚為大國的時代，電子文學雖然已經改變了自己的發展軌道，但仍然以新興媒體藝術的腳本等形式廣泛存在(不少西方學者甚至將“電子文學”視同數碼文學)。

　　文學史的分期既取決于歷次信息革命所決定的媒體演變，又取決于歷次社會變革所涉及的具體國情，同時還取決于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從口頭文學、書面文學、印刷文學、電子文學到數碼文學的演化過程中，繼起的主導文學形態都表現出對于先前曾經存在的文學形態的某種兼容性，同時又顯示出將它們納入自己的發展軌道的某種引導性。前者不僅是指繼起文學形態將先導文學形態當成自己的素材、主題、技巧、手法以至于廣義資源的由來，而且是指先導文學形態所具備的矛盾在繼起文學中得到延伸。后者不僅是指繼起文學形態因為問世時間較晚而天然地成為“新生事物”，而且是指它們比先導文學形態能夠更好地適應所面臨的社會需要而具備更強大的生命力、更遠大的前景。

　　上述分析為我們認識網絡文學與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關系提供了必要前提。遠古文學的歷史可能以萬年、十萬年計，但由于純屬當時口傳、缺乏文獻支持而只能從比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神話學等研究中間接推知。古代文學的歷史只有數千年，但它以書面文學為主導形態，有成文史、檔案學、目錄學等作為基礎，相對具備直接研究的條件。近代文學的歷史只有數百年，但它以印刷文學為主導形態，有大量機械復制的史料作為根據。我們可以將所謂“古典文學”理解為古代文學與近代文學的合稱，特別是指二者當中相對有典藏或定評的成分。現代文學只有百余年的歷史，但它以電子文學為主導形態(雖然許多人可能申明印刷文學才標領風騷)，有大量音像資料為佐證，研究起來要便利得多。當代文學只有數十年的歷史，但它以數碼文學(特別是網絡文學)為主導形態，有強大的數據庫和搜索引擎支持，這種研究條件是史無前例的。

　　網絡文學所擁有的兼容性，首先表現為可以通過數字化將流傳至今的所有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作品完全轉變為自己的組成部分(這一點對于同時代紙質的或模擬電子形態的原創文學也是適用的)。實際上，網絡文學是口語文學、書面文學、印刷文學、電子文學在數碼化時代合乎邏輯的發展。先于網絡文學而出現的各種文學樣態，如今都正在被納入網絡文學的發展軌道，以至不妨認為未來的文學都是網絡文學(更準確地說各種文學都將通過網絡而傳播)。其次，在歷史上不同時期所形成的上述五種矛盾如今同時并存于網絡文學中。就此而言，網絡文學所繼承的不是某種既定的文學傳統，而是圍繞文學傳統所形成的多種不同價值取向。我們可以強調網絡文學作為群體記憶的功能、突出它在反映輿情方面的價值，也可以強調網絡文學作為個人情思的表達、突出它對于個性發展的意義；可以看重網絡文學所顯露的某種不茍流俗的貴族氣質，也可以看重網絡文學所體現的平民訴求；可以將網絡文學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作為文化產業的指標，也可以將網絡文學所流溢的共享愿望作為對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可以將民族文化作為網絡文學繁榮所需要的土壤，也可以將殖民歷史作為網絡文學研究所需要的坐標；可以將普世價值作為網絡文學跨文化交流的基礎，也可以將國族理想作為網絡文學保持特色的前提。上述矛盾的存在，不以研究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盡管如此，將矛盾的哪一方面確定為“文學傳統”，卻和研究者所持的立場息息相關。一般而言，被確定為“傳統”的文學傾向相對獲得了較高、較穩定的地位，同時也面臨著更新的壓力、變革的挑戰。

　　網絡文學所擁有的引導性，首先表現為它因其成功而對于同時代非網絡文學創作者所產生的影響(既是吸引與激勵，又是壓迫與挑戰)，其次表現為它作為參考系在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人們作為鑒賞者對于歷史上所流傳下來的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作品(兼及作家、流派、觀念、現象等)的理解與評價。例如，借助于網絡文學中所習見的“多媒體”范疇，我們可以達成對題畫詩、配樂詩之類作品的新理解；借助于“超文本”范疇，我們可以更好地詮釋藏頭詩、回文詩之類作品的價值。如果歷史不可以逆轉，那么，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風光再好，也是昔日黃花。這當然不是說當代沒有仁人志士愿意傳承與捍衛它們所代表的傳統，也不是說它們所代表的文學遺產或精神財富無法發揮新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們在網絡文學及相關評論、研究中得到重生，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類比于先輩與寧馨兒的關系。

　　肯定網絡文學的兼容性、引導性，并不等于否認創造性和繼承性對于它的重要意義。一方面，網絡文學與其說是因為對先前所存在的各種文學形態加以數字化而獲得成功，還不如說是它把握了新興的信息互聯網絡所提供的機遇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開拓創新。另一方面，網絡文學完全可以(而且應當)向先于自己而出現的文學形態學習，從而豐富自己的表現力。就此而言，它通過繼承傳統而成長壯大。文學是為增進人與人之間交往服務的。世間許多事，妙在不言中。若著眼于此，那么，非口語文學勝過口語文學。口語文學有豐富的副語言、額外語言符號作為補充，具備反饋及時的優勢，遠非書面文學所能比擬。書面文學通過保留書寫差異而擁有人格化、個性化的特點，在這方面令印刷文學自愧不如。印刷文學不需要什么設備支持就能隨時隨地閱讀，電子文學對此望塵莫及。電子文學所依托的模擬性電子信號可以直接驅動換能設備而成為人類感官的合適刺激物，這一點又有其獨特的長處。因此，網絡文學至少可從以下幾方面吸取歷史經驗：(1)真諦或許是絕名言相的。網絡文學“碼字”的數量未必與其內容的真理性成正比，其覆蓋范圍廣不等于“放之四海而皆準”。(2)表情符再生動也僅僅是真實表情的替代品，它的感染力趕不上千變萬化、切合情境的真實表情。(3)用筆書寫的動覺記憶在人的心理發展中具備重要意義，并非鍵盤、鼠標、觸摸屏等所能取代。網絡打印出來的情詩也比不上手寫的動人。(4)印刷品所代表的標準化是提高生產效率與閱讀速度的重要條件。它們的保存業已經歷了數百年的檢驗，遠非短命的數碼載體所可比。如果要為文學確立經典，還是訴諸印刷出版物可靠。(5)計算機本來就有模擬型和數字型的分別。數字計算機雖然獨步一時，焉知模擬計算機不會后來居上？

　　二、 九脈：傳播要素與網絡文學的定位

　　文學要發揮自己的功能，離開傳播是無法想象的。因此，傳播要素可以作為參照系替網絡文學定位提供依據。這些要素好比不同文學傳統共有的冪姆，構成了其文化基型。至于各種文學傳統所表現出來的特色，則是其文化顯型。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網絡文學種種有別于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特性，或者因網絡媒體及相關服務的屬性直接延伸而形成，或者是網絡化生存的體驗使然，或者是由于網絡時代整體氛圍的陶染所致。依據筆者所提出的傳播要素原理，對網絡文學這個“寧馨兒”的相關分析可從以下三個層面進行：

　　傳播的社會層面。它由傳播主體、傳播對象及作為其紐帶的傳播中介構成，與之相關的文學傳統涉及作者身分、作者認同、自我意識、師法對象、描寫對象、奉獻對象、文學把關人、文學出版商、文學同行組織等諸多要素。

　　在傳播主體的意義上，我國古典文學作者的主要身份是臣民(帝王只是少數，而且他們在登基之前也是臣民，在登基之后則將別人當成臣民)，現代文學作者的主要身份是公民，網絡文學作者的主要身分是網民。臣民服從皇權或王權，公民服從法律或法制。公民具備與其真實身分相適應的權利與義務，網民則力求享受虛擬身份所帶來的種種便利與好處。當然，網民在現實世界中仍然是公民，必須在法制范圍內活動；某些網民在心理世界中仍然是臣民，也可能是皇權、王權的覬覦者。這樣說的目的在于強調臣民、公民與網民的區分不是絕對的。盡管如此，網民身份與網文寫作之間的特殊關系，無疑應當成為網絡文學理論的重要研究課題。相關研究完全可以借鑒網絡社會學、網絡心理學、網絡經濟學等方面的成果。

　　在傳播對象的意義上，我國古典文學置身于以熟人為主的社會網絡，相應群體的形成是按照差序格局由熟人擴大到陌生人的結果。換言之，古典文學作者首先向熟人(師法對象)學習寫作、將熟人(描寫對象)當成生活原型、為熟人(奉獻對象)寫作。相關作品在陌生人圈子中的流傳，是上述首發過程的延伸。我國現代文學從整體上說立足于以陌生人為主要對象的大眾媒體，但差序格局的影響仍然存在。這就是說：現代文學作家向報刊或出版機構投稿，必須考慮自己的作品和素昧平生的讀者(公眾)之間的關系。不過，這些作家可能和編者(甚至是和某些讀者)之間建立比較穩定的熟人關系，并以這種關系作為基礎去拓展和陌生人的聯系。相比之下，我國網絡文學群體從整體上說是按照反差序格局形成的，這一點在圍繞商業性文學網站所進行的社會交往中表現得比較明顯。至于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中所存在的具備某種文學意義上的活動，更多地受到熟人文化的影響。網絡媒體從整體上培養了人們與作為虛擬對象的用戶交往的習慣與技能。在網絡終端或手機上，這些用戶既可能以音視頻、文字代碼或圖標性化身的形態呈現，又可能是只有通過專門軟件檢測才能發現的窺視者、潛入者。他們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基于身體認知的熟人或陌生人，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也可能是陌生的熟悉者。他們沒有確定的身體可充當認知或交互的依據，卻有符號化的言談舉止或行為影響證實其存在。網絡文學首先就是為這樣的用戶而接受的。他們也可能作為原型而轉變成創作素材，或者作為“大蝦”而對“菜鳥”加以引導。

　　在傳播中介的意義上，我國古典文學以皇家(王室)典藏所代表的官媒為主導，現代文學以報社、刊物編輯部、出版社、電臺、電視臺等所代表的商媒為主導，網絡文學以運營商(多數是國有企業)、內容提供商(多數是私營企業)等所代表的網媒為主導。古典時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文學評論家、文學理論家幾乎都不同程度得益于接觸皇家(王室)典藏，至少是接觸了其復制品。正因為如此，與上述典藏相關的守護者、整理者、詮釋者往往有條件成為維護和延續古典文學傳統的關鍵人物(這當然不是說私人圖書館就沒有其貢獻，也不是說只能靠借書來學習的寒士就無法成才)。在現代社會中，皇家(王室)典藏所占有的地位被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所取代。伴隨大眾媒體而成長起來的編輯成為文學流通領域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可能是熱心育苗的園丁，也可能是一絲不茍的把關人。文學同行組織肩負起維持作者合法權益、溝通社會讀者需求等使命。如果看不到他們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就難以撰著完整的現代文學史。進入信息時代之后，編輯群體與同行組織仍然在網絡文學流通中發揮一定功能(至少對主流網站是如此)。不過，社交網絡提供了讓用戶進行直接交往的諸多便利，即寫即發、即收即轉已是司空見慣，虛擬社區成為文學愛好者自愿加入的聚居地。如果說這種形態的文學流通仍然離不開中介的話，那么，網絡技術支撐方無疑應當書上一筆。

　　傳播的產品層面。它由傳播手段、傳播內容及作為其統一的傳播本體構成。與之相適應的文學傳統涉及文學材料、文學工具、文學平臺、文學題材、文學主題、文學情節、文學體裁、文學類型、文學結構等要素。

　　在傳播手段的意義上，網絡文學擁抱信息科技，不僅將信息科技當成信息處理設備、作品發布平臺的保障，而且將它視為引領自身發展的驅力。我們當然可以將紙筆當成工具、將寫作視為技術、因此認為我國古典文學傳統本來就包含了重視技術的觀念，也可以將五四時期的“賽先生”視為當代信息科技的前導、因此認為我國現代文學傳統本來就具備重視科學的成分。不過，我國古典文學在創作實踐中并不存在像網絡文學那么明顯的對復雜設備的依賴性，因此在傳統觀念中也不存在像網絡文學那么自覺地利用新科技、新平臺、新服務的傾向。現代文學若從傳播角度看應當以依托電影、廣播、電視的電子化為大趨勢，但多數作家仍是為紙媒寫作，因此游離于電子科技之外。至于網絡文學多媒體化的傾向，正是以信息科技新發展所提供的條件為依據的。計算機與嵌入式設備變成了至關重要的手段。必須看到的另一種情況是：我國各時代的主導文學形態都有相對應的媒體科技。這些媒體科技可能因為新的信息革命的爆發而轉化為無用的“過時皇歷”或有用的大眾素養。新的媒體科技可能以其魅力而在文學領域吸引一批批追隨者，就像我們在“觸電”現象所看到的那樣。不過，新的媒體科技也可能引發人們因文學慣例被改變、人文精神受沖擊、思維定勢遭挑戰而產生的擔憂，這一點對網絡文學同樣是適用的。

　　在傳播內容的意義上，我國古典文學素有言志、緣情的傳統，創作沖動主要來自個人體驗或應酬需要。雖然不無掩飾、美化、揭密等成分，但缺乏現代意義上的隱私觀念。現代文學接受了來自西方的再現、典型等觀念的熏陶，強調社會生活的重要性。它是以市民社會為背景、大眾媒體為平臺而發展起來的，文學內容經常取材于公共話題，當然也可能向公共話題轉變。商業化炒作流行，隱私成為賣點，這是和電視中的真人秀并行不悖的。相比之下，網絡文學看好在線生活，不僅利用信息基礎設施完成從收集素材、構思情節、發布作品、獲得反饋、實現價值的全過程，而且將虛擬世界中所養成的思維定勢當成觀察生活、回顧歷史、發揮想象的重要根據。相比于同時代的紙質文學、電子文學而言，網絡文學存在兩種不同的趨勢：一種是利用新媒體容量巨大(不受書號、刊號、片號及傳統媒體篇幅等限制)的優勢，發揮利用計算機輔助寫作的長處，通過排行榜、點擊率等激勵寫手的熱情，馳騁天馬行空般的想象，生產各種各樣的巨作，希望能夠制造出各種各樣的公共話題、贏得進一步關注；二是依托新媒體即時交互的條件，捕獲各種切合情境的音像素材，通過朋友圈、粉絲群等維系情感，生產各種各樣的微作，自我暴露已經成為家常便飯。

　　在傳播本體的意義上，網絡文學將非物質性當成其作品的特色，重視跨媒體流動性。對我國古典文學而言，傳播手段與傳播內容的結合主要體現于具備本真性的手稿和可以大批量復制的印刷品，即紙質文本。由于紙質媒體的限制，不同作品之間雖然存在觀念上的互文性，但無法實現彼此分割的文本單位的自動跳轉。不論是說“學富五車”，還是說“著作等身”，都暗含了厚重之類物質性涵義。對于我國現代文學而言，傳播手段與傳播內容的結合增加了新的可能性，即訴諸基于電子技術、可通過電磁波傳送的電子媒體。紙質版的作品改編成為電子版的廣播影視之后，不同作品之間的聯系呈現為時段、體裁等編排的節目、欄目組合。不過，數碼化之前的電子媒體普遍缺乏交互性。不論是說“廣播呆子”，還是說“沙發土豆”，都蘊含了電子媒體所輸出的輕盈信息流有使人們變得被動的寓意。相比之下，對于網絡文學而言，傳播手段和傳播內容的結合可以依托超文本鏈接、超媒體通信等實現，在用戶主導的信息加工中進行遠程交互，甚至自由轉變其形態。數碼媒體所輸出的在線信息流可以空間化，方便地進行點播。不僅如此，網絡文學和網絡游戲、網絡視頻、網絡裝置藝術等之間的滲透日益頻繁。

　　傳播的運營層面。它由傳播方式、傳播環境及作為其整合的傳播機制構成。與之對應的文學傳統涉及文學技巧、文學手法、文學風格、文學自由、文學規范、文學功能、文學起源、文學發展、文學歸宿等問題。

　　就傳播方式而言，我國不同時代文學至少有一點隱然相通，即駕馭語言以傳情達意。古典文學的自覺不僅表現為著文以求不朽的意識，而且表現為現實與想象的區分(這是有意虛構的條件)。雖然也有過群體性文學活動，但個人神思仍是藝術創作與鑒賞的主要憑依。現代文學的自覺不僅表現為反帝反封建的意識，而且表現為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區分(這明顯是受了西方創作方法觀念的影響)。不僅如此，隨著產業化的推進，不論創作者或鑒賞者都變成產業鏈上的環節，文學生產主要以社會化加工的方式進行，旨在滿足大眾精神消費的需要。網絡文學的自覺不僅表現為發掘媒體服務之藝術潛能的意識，而且表現為形象與類像的區分(這和后現代主義的影響有關)。如果說信息社會的數碼制造以大批量個性化生產超越工業社會的機械制造的話，那么，網絡文學的成功訣竅有一點就是類像生產、信息定制、協同過濾等要素的有機結合。類像不同于形象，其立足之地不在于現實生活，而在于賽伯世界。它固然源于批量生產(因而往往是公式化、重復性、膚淺感的)，但若能實現個性化定制、通過網站與引擎有針對性的推送，那么，在消費社會中還是很受歡迎的。

　　就傳播環境而言，我國不同時代文學都有追求精神自由的傳統(雖然對精神自由及其實現方式的理解未必一致)。相比之下，古典文學作家更多地是在服從威權性、本原性的“天”、“道”及其人格化身、制度化身的前提下思考精神自由的，禮法作為文學規范而起作用；現代文學作家更多地接受西方人本主義觀念，尊崇“德先生”與“賽先生”，結合社會的法制化、民族的救亡圖存等需要來考慮精神自由；當代網絡文學作家更多地結合科學幻想、后人文主義、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來實現對精神自由的追求。除此之外，應當看到：網絡文學是依托全球信息基礎設施而發展的文學。它主要存在于賽伯空間，和古典文學、現代文學頗有區別，曾以實現創作自由相標榜。不過，在世界范圍內，強力部門對于賽伯空間的管控日益嚴密，加上全球監視空前盛行等因素，網絡文學的傳播環境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就傳播機制而言，我國古典文學雖然經歷了數千年的演變，但其要旨是道統、血統與文統的延續性(縱向傳播)。為了維護“統”的純潔，必須有排斥或批判異己的觀念和舉措；為了擺脫“統”的危機、尋求復壯的可能性，又必須關注思想文化上的開放和兼容。科舉制一度相對成功地解決了觀念上“統”的一致性和人事上不拘一格選賢任能的矛盾。盡管如此，隨著我國封建社會的沒落，上述機制壽終正寢。我國現代文學是以西方教育觀念影響下的院校教育(廣義，不單單指文學系)為主要人才培養途徑而發展起來的，“美”(作為與“真”、“善”的統一)成為支配文學教育的基本觀念，正如“美的文學”成為支配文學實踐的基本宗旨那樣。在原先的“統”發生斷裂的同時，作為橫向傳播的中西交流受到空前重視。相比之下，我國網絡文學雖然不無遠紹傳統的成分，但將自學成才視為比院校教育更有效的途徑，將“另類”(alternative)作為藝術創新的不二法門，從另辟蹊徑、劍走偏鋒的斜向傳播中贏得機遇。這種取向既有本民族文化中所固有的游戲人生的態度的痕跡，又與西方后現代文化不無投契之處，更重要的是與網絡文化的整體氛圍相適應。

　　傳播諸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融合，在具體時空中形成相對完整的傳播情境，在歷史演變中促進傳播生態的起伏變遷。從傳播要素對網絡文學定位所進行的考察既說明了我國文學傳統的復雜構成、傳統文學的復雜涵義，又說明了從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到網絡文學的多條演變線索。就主導面而言，我國古典文學是在邁進文明時代之后形成與發展的，存在這樣的傳統(并非唯一，下同)：以臣民為文學主體、以熟人為文學對象、以皇家(王室)典藏者為文學中介，以紙筆為文學手段、以情志為文學內容、以文本為文學本體，以個人神思為文學方式、以禮法為文學環境、以循道為文學機制。現代文學在中西交融過程中形成的，一方面為西方“美的文學”觀念所濡染，重視創造力、創作個性，另一方面又走上了產業化的道路，和電子媒體密切結合，在某種意義上是古典文學傳統的叛逆者。它存在這樣的傳統：以公民為文學主體、以公眾為文學對象、以公共機構為文學中介，以電子設備為(新的)文學手段、以公共話題為文學內容(間或將個人隱私當成賣點)、以節目(或欄目)為文學本體，以社會化加工為文學方式、以法制為文學環境、以趨美為文學機制。網絡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又是現代文學傳統的叛逆者，具有泛文學、泛藝術色彩。它存在這樣的傳統：以網民為文學主體、以用戶為文學對象、以網站經營者為文學中介，以計算機及嵌入性設備為文學手段、以數字化生存為文學內容、以在線信息流為文學本體，以大批量個性化生產為文學方式、以賽伯世界為文學環境、以另類化為文學機制。我們要充分認識網絡文學這個“寧馨兒”的風姿，不僅要閱讀相關作品，而且要透過作品看到它們賴以產生的傳播情境、文化基因和文學傳統。這正是上述“九脈”說的用武之地。

　　三、 歸屬：世界格局與網絡文學的定位

　　網絡文學并非我國所特有，也非我國所發明，但卻在我國獲得了令人驚訝的繁榮。要比較準確、科學、全面地為網絡文學加以定位，不能不進而探討它與民族文學、國別文學、世界文學的關系。

　　作為多民族國家的精神產品，我國古典文學實際上是多元共生的，包含了不同的主題、體裁、語種、風格和價值取向，堪稱多姿多彩。盡管如此，由于漢民族是主體民族、儒家長期在漢族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等原因，我國古典文學在總體上受儒家“六藝”為本的觀念影響，重視道統。雖有童心說、性靈說之類見解，但不是主流。我國現代文學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若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大先的看法，中國的族群身份問題至少在民族主義興起之前是不重要的，從屬于文化身份問題。我國政治、社會、文化在由前現代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民族”觀念得到刷新與重生，“少數民族文學”則作為對抗帝制時代的邊緣、底層與異質性因素得到張揚，在全球性的各種勢力博弈之中，它在誕生的同時，也就納入到國族敘事的話語之中(2012)。[1]時至今日，正如暨南大學姚新勇所說，網絡的普及提供了展開相對自由對話的平臺，

　　為多民族“知識- 情感共同體”的建構創造了契機(2008)。[2]《長篇小說選刊》編輯部馬季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少數民族地區反而成為網絡傳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民族地區和網絡接軌已成為事實，少數民族文學正在步入網絡時代(2009)；[3]文學網站已經成為少數民族文學新平臺(2011)。[4]

　　每個經歷了重大社會變遷的民族都可能有自己的時代劃分，并可能由此而形成相應的“傳統文學”觀念。后者可能是指以文化傳承為己任的文學，也可能是指并非新近流行的文學，或者是有明顯發展脈絡的文學。在我國，如果不加以特別說明，所謂“傳統文學”主要是對于漢族而言的。至遲從本世紀初開始，學術界就在這一意義上致力于探討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關系。[5]當時，網絡文學問世不久，其外延和內涵的模糊是可想而知的。與之相對應的“傳統文學”經常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有時不加定義，有時甚至就是指網絡文學以外的其他一切文學形式。在其后的發展中，網絡文學不僅數量日增，而且產生了某些比較有特色的作品。這樣，圍繞“傳統”問題對網絡文學定位進行探討趨于深入。例如，華南師范大學陳立群指出：網絡文學對古典文學顛覆、惡搞只是極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嚴肅認真的學習、肯定性的模仿、有意識的資源利用，既表現為語言沿襲、行文仿作、意象和情境的化用，又表現為審美性認同。他又指出：網絡文學中的“古典”是網絡寫手營造的幻象，是對古典文學傳統的扭曲、異化和割裂(2007)。[6]南京師范大學宋秋敏在論及網絡文學與古典詩詞的關系時，既延續了陳立群的前一觀點，又談到與陳立群后一觀點相反相成的方面，即網絡文學中頻繁運用古詩詞有助于提高青少年與網絡作者的文化品味，豐富網絡文學創作內容，并保持民族藝術的獨立性(2012)。[7]對于網絡文學所起的歷史作用，學術界存在迥然有別的評價。例如，周口師范學院付靜從否定的角度認為：網絡文學屬于快餐文化、解構了傳統思維方式，講究輕松隨意、解構了經典作品的深度閱讀模式，突出娛樂功能、解構了注重家國功能的文學價值觀(2011)。[8]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李鈞則從肯定的角度認為：“網絡文學在形式、內容和審美追求三方面呈現出迥異于傳統文學的新質，縫合了現代與傳統、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斷裂罅隙，破除了高雅與通俗、精英與大眾等二元思維定勢，確立了以市民文化為主流、以新傳媒革命為界標的后現代藝術的牢固地，也標志著融個性與民主、自由與開放、娛樂與審美于一體的后現代文學精神的誕生。”(2012)[9]將網絡文學的精神實質歸結于后現代，這明顯是將它納入西方當代文化總體格局來把握了。類似觀點在網絡文學評論中是很常見的。它表明：對于網絡文學(即使只是指中國網絡文學)，不僅可以從本國、本民族的文學史、文學傳統或文學精神中尋求定位，而且也可以從他國、他民族的文學史、文學傳統或文學精神(如由前現代、現代到后現代的演變)中尋求定位，這正是我們所處的全球化時代的特征。當然，正如全球化始終是相對于反全球化而存在的那樣，強調網絡文學的國別性、民族性、本土性代表了另一種取向的定位。這正說明了我們所處的時代本身面臨的矛盾。

　　國家觀念的演變和傳播史、媒介史存在密切關系。在遠古，隨著源于生物適應性的表情在社會交流過程中的主導地位逐漸被源于文化適應性的語言所取代，形成了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聯盟等各種不同規模的人們共同體。在古代，由貴族執掌權柄的國家成為主導社會生活的強力機關，成文史、成文法堪稱事關國運。在近代，以代議制為特色的國家在西方后來居上，印刷媒體不論對于國家機關的統合、國家意志的貫徹或國家政策的實施都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它也是國民參政議政、實行輿論監督的重要渠道。在現代，民族國家雖然是國際舞臺的主角，但各種國際共同體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不論在戰爭或和平時期，電子媒體都是國際交流、國際博弈的平臺。在當代，與“地球村”相適應的全球治理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這與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密切相關的。

　　從國家的角度看，我國文學傳統并非一成不變。遠古無所謂國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10]這個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是現今中國地理區劃內的各種人們共同體的文學。在古代，國家觀念開始支配人們的創作，早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文學作品中逐漸得到表現(雖然那時的國家和今天頗有區別)。近代以來，伴隨中西交流的進展，人們開始在比較廣闊的視野中思考我國文學傳統的特色與要旨，比較不同國別文學的異同，正視流散、殖民化等影響。現代以來，與國際主義相統一的愛國主義逐漸在文學中獲得了應有的地位。至于當代，在后殖民主義、跨國主義、世界主義、普世主義等觀念影響日增的同時，我國將從自身實際出發的“中國特色”當成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的重要范疇。

　　和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一樣，我國網絡文學在起源上可以追溯到對于母語、家鄉、祖國的熱愛(表現于早期留學生創作等)。所不同的是：(1)網絡文學除自然語言層面之外另有以“技術性世界語”(編程語言、網絡協議等)寫成的層面，因此除母語文學傳統之外還有跨文化的技術傳統。(2)網絡文學從人的角度看有國別，從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看沒有國別。雖然根服務器分布在少數幾個發達國家，但互聯網在整體上不屬于任何一個國家所有。因此，作品一旦在互聯網公開，就成為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3)網絡文學從文學的角度看可以幫助人們抒發或紓解鄉愁，從網絡的角度看卻加劇或強化了人的鄉愁——我們日益迷戀于虛擬世界，淡化了現實關懷。

　　網絡文學是一種世界性現象。如果說它仍存在不同流別、分支或類型的話，那么，語言因素對其劃分所起的作用遠比國別因素、民族因素更為顯著。更準確地說，只有透過語言差異，才能進而比較準確地把握網絡文學的國別差異和民族差異。這一點其實對于我國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也是基本成立的。所不同的是：作為整體的網絡文學更為鮮明地體現了世界文學的理念。網絡文學的寫手有條件借助信息化平臺使其作品的影響力迅速擴展到不同國家，網絡文學的讀者有條件通過信息化平臺接觸其他國家的作品，作為網絡文學之中介的文學網站有條件成為不同國家文化交流的樞紐；網絡文學的信息化平臺是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網絡文學的熱點問題和人類所面臨的全球性危機息息相關，網絡文學的資源建設立足于全球性信息共享；網絡文學所熱衷的互動超越了國別、民族與語言的差異，網絡文學所受到的制約、所發揮的作用也只有從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矛盾的角度才能充分進行宏觀把握，網絡文學發展的前景與取向則和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碰撞與融合密不可分。凡此種種，都提醒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越是民族就越是世界的”之類命題的價值。實際上，目前更有意義的是其逆命題，即“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越是能為其他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的文學、文化或價值理念，就越能彰顯本民族文學、文化或價值觀念的活力與貢獻。因此，我們探討網絡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傳統的關系，著眼點不應局限于本國、本民族文學傳統的一脈相承，而且應當擴展到不同文學傳統在世界文學視野中的彼此交匯。

　　值得重視的問題是：與國別、民族相聯系的網絡文學不僅作為它自身而存在，而且可能作為國家和民族的表征而發揮作用，對內建構其成員共享的精神文化，對外塑造相應共同體的形象，成為其他國家和民族認知與交互的根據之一。正因為如此，倘若中國這只醒來的獅子是可愛的獅子，那么，我國網絡文學這個寧馨兒應當是可愛的寧馨兒。經過這些年的成長，我國網絡文學漸漸脫卻稚氣，顯示老成，我們對它寄予殷切的希望。作為世界性現象的網絡文學既是全球化的產物，又是全球化的推手，同時還是全球化所面臨的種種矛盾與困境的寫照。它既寄寓了時代精神，同時又被視為文學前景的代表。它既體現了文學之變易(不同于先前的文學形態)，又體現了文學不易(在新的環境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變易與不易之統一正好是文學傳統之要旨。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傳統化與非傳統化是文學發展所固有的一對矛盾。傳統化意味著文學權威的形成、文學范作的推崇、文學慣例的確立，反傳統化則意味著文學權威的消解、文學范作的貶抑、文學慣例的崩潰。這對矛盾有可能在局部范圍內起作用，也可能產生全局性的影響，導致文學范式的轉換。網絡文學雖然歷史不長，但仍然經歷了傳統化和非傳統化的歷程，信息科技的推陳出新、商業機制的大浪淘沙、學術批評的激濁揚清、全球交流的風生水起為此推波助瀾。網絡文學是否正在形成自己的傳統？答案應當是肯定的。網絡文學是否正在對自己的傳統進行批判？答案也應當是肯定的。我國古典文學之所以能夠歷數千年仍然保持活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既不斷進行經典化、又不斷進行自我批判。這一條同樣適用于當今的網絡文學。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1)網絡文學規模之大、傳播之快、類型之多、作品之豐，早就到了單靠個人努力無法窮盡的地步。因此，任何對它所下的論斷都難以避免片面性。(2)人們對網絡文學的看法都受到自身需要、立場和視野等因素的制約。就此而言，商家希望造就的網絡文學，政府希望養成的網絡文學，學者希望印證的網絡文學，用戶希望看到的網絡文學，寫手希望創作的網絡文學，其實很有可能是大相徑庭的。(3)網絡文學本身也在變革當中，這是和網絡媒體的社會定位相適應的，每每令人覺今是而昨非。例如，網絡媒體曾被當成走向自由王國的福音，如今卻日益暴露出作為社會監視利器的一面。網絡文學曾被當成個人情思的自由抒發的天地，如今卻卻日益暴露出為寡頭逐利而左右的一面。諸如此類的現象，都值得追蹤考察。正如歐陽友權所說，“網絡文學用新的技術邏輯解構傳統的價值理念，重塑自己新的意義模式。但這一‘新民間文學’所張揚的平庸崇拜顛覆了價值原點的崇高與經典；‘自娛娛人’的功能選擇可能誤導寫作者放棄主體承擔，淡忘應有的文學責任；

　　資本權力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功利導向，可能消彌文學本該有的人文品格，造成文學的‘非文學性’。網絡文學對價值取向的自逆式消解是今日媒介文化的表征，也是我們認識和調適網絡文學的一個重要維度。” [11]

　　[1] 劉大先：《現代民族轉型與少數民族文學的誕生》，《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第69-75頁。

　　[2] 姚新勇：《網絡、文學、少數民族及知識-情感共同體》，《江蘇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第225頁。

　　[3] 馬季：《網絡時代的少數民族文學》，《中國民族》2009年第1期，第64-66頁。參閱馬季：《網絡時代的民族文學生態》，《民族文學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5-119頁。

　　[4] 馬季：《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價值與意義》，《南方文壇》2011年第5期，第45-48頁。

　　[5] 金蘿蘭：《交鋒與融合——關于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的思索》，《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第42頁；裴玉成《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第24-26頁。

　　[6] 陳立群：《網絡文學中的古典文學傳統》，《文藝評論》2007年第3期，第49-53頁。

　　[7] 宋秋敏《論古典詩詞在網絡文學中的“品牌效應”與實用價值》，《中國韻文學刊》2012年第2期，第83-87頁。

　　[8] 付靜《網絡時代中國現代文學經典閱讀缺失原因探析》，《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第12-14頁。

　　[9] 李鈞：《自我啟蒙·多元并存·面向世界——為網絡文學辯護》，《東方論壇》2012年第2期，第46-50頁。

　　[10] [南北朝]蕭統：《六臣注文選》卷三十五“七下”《七命》注引堯時之歌，四部叢刊景宋本，第1144頁。

　　[11] 歐陽友權：《網絡文學的價值取向及其自逆式消解》，《高校理論戰線》2011年第10期，第67－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