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蒼茫》中的歷史與人

　　張曉峰：我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看到您的長篇《穿越蒼茫》，當時只想消遣性地翻翻，隨意從中間讀起，大概只讀了一節就放不下了，以致我連夜把它讀完。讀完后，我有一個強烈的愿望，就是想認識作者，并且想就這本書和作者談一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寫這樣一部作品？它是否帶有自傳色彩？里面的家族史和地方史都非常精彩。

　　李  駿：這個長篇小說前面刪掉了引子。其實，這部長篇是為我母親寫的。我母親于2003年去世，時年59歲。至今已整整十年了。我是我母親的希望，但那些年不順，我在邊疆當了幾年兵，我母親都不知道。她總是一個人跑到大山里哭，我覺得自己欠母親的。她走后的最初幾年，我幾乎天天夢到她，夢見她仍然在哭。我感覺自己的靈魂一直在異鄉飄蕩，沒有著落，想起母親的過往，有時情不自禁地落淚，便決心為母親寫一部書。長篇中關于我母親的故事，幾乎是紀實的翻版。我開頭想寫一部非虛構的，但怕引起麻煩，也不愿再傷害一些活著的人，所以寫著寫著便又變成了小說。我稱它為“本吳莊”，當時就是怕有人對號入座，而取“本無莊”諧音之意。其實村莊一直是活著的，關于家族史我了然如胸，地方史查閱了大量縣志。因為當年我準備寫一部關于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的紀實，讀了上百部反映從我家鄉走出的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方面的書。那部紀實作品寫了10萬字，但因為在城市生活、工作崗位的變動，到現在也沒完成。

　　張曉峰：這本書最打動我的地方，是您不僅再現了您所知、所理解的歷史和人，而且，您表達了自己真實的看法。我不止一次從字里行間感受到了這一點。在這部小說中您對歷史進行了怎樣的思考？

　　李  駿：這本書最早寫于我在魯迅文學院上高研班時，當時我說要不加任何技巧地寫，前前后后共寫了四五年時間。我回頭去看那些我身邊的小人物，都仿佛帶上了宏大的理想主義色彩。這與我們黃安縣改為紅安縣有關。在上個世紀初，我們一個48萬人的小縣城，就有14萬人為革命犧牲了。我們村子里去參加革命的，沒有一個活著回來。我們家族也是這樣，在革命勝利后不但沒有享受到果實，我爺爺還被打入另類，接受無休止的批斗，這讓我從小就在屈辱中默默思考：革命是什么？那些普遍的莊稼漢，為什么身份改變，就從個人找飯吃發展到為大眾找飯吃？為什么會視死如歸？而在革命勝利后，是什么又引發了人性的惡之花，讓村莊從此支離破碎？我母親一輩子悲苦，沒享過什么福，她走后我便覺得人生的虛無，轉而尋找生命活著的意義。所以，那些歷史中的人，便慢慢復活在我的小說里。

　　歷史從來就沒有絕對公正。寫這部書，不是為了翻案，而是想讓人們看看，曾經離我們如此之近的上個世紀，有一些人是怎樣活著和活過。那些多是我身邊的親人，我覺得他們過去的苦難，對于今天來說，有特別的啟示意義。歷史就是歷史，過去的再大傷痛，也會隨著時間而漸漸流逝。翻過來，那些受盡了苦難的人也不會再復活。而歷史可以讓人警醒：有些東西不能再來了！但歷史就是這樣，經常重復。比如，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重復了幾千年，如果不是逼上絕路，善良純樸的中國人，估計誰也不會愿意提著腦袋去革命！

　　張曉峰：我一直在研究中國現當代小說，在閱讀《穿越蒼茫》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其他幾部在題材上和它非常相似的作品。我們先來談談第一部——喬良的《靈旗》。它被認為是上世紀80年代最優秀的軍旅文學之一，也被認為是“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作，《靈旗》表現出“湘江之役”的慘烈，很多讀者幾乎是第一次接觸到這段歷史的真相，我說“幾乎”，是因為那畢竟是小說，它展現歷史真實的勇氣和情懷都是石破天驚的。雖然大家都在為喬良叫好，但在那之后的文學作品中，能夠有意識地去追求革命歷史的真實性和殘酷性的小說還是少數。比如獲得過茅盾文學獎的《歷史的天空》，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說，但對于革命、戰爭、歷史，它是充滿了戲劇性和想象色彩的。那么您怎樣看待歷史的真實，怎樣看待革命和人的復雜性？

　　李  駿：喬良和徐貴祥都是我熟悉的優秀作家。過去我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借調工作過一年，對軍事題材比較了解。以往我們避諱提到歷史的真實，文藝創作固然有“主旋律”和“階級”因素，但其實真實的東西更震撼和直抵人心。拔高和掩飾在當今這個時代沒有意義，人們通過網絡和微博、微信能第一時間了解事件的真相。革命的復雜性與人性的復雜性是始終存在的，不因人為的嫁接或遮蔽而就變得光亮。革命、戰爭、歷史，往往帶有強烈的偶然性，穿越時空，我想通過那些真實的講述，讓人看到其內在的必然性，這樣其實更能讓人理解和接納甚至于學習那時的人們，他們當時多么不易呀！沒有切膚之痛的體驗，怎么能理解他們當時的選擇呢？中國人講究隨遇而安的，特別是廣大的平頭百姓，但外力的作用與內在窘困，往往讓他們變成另外一個自己，不管是父子還是兄弟，他們在不同的經歷中鑄就了不同的道路，人性在你死我活的亂世中變得更為復雜，即使他們共同經歷了患難與風雨，但在繁榮的盛世中卻未必能經得起感情的平淡。人是在變的，但奇怪的是，這些農民革命者當年的理想卻堅如磐石，哪怕勝利后他們可能又會變成了另外一個連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張曉峰：關于革命歷史以及歷史記錄的復雜性，李洱寫過一部《花腔》，這部作品當年的評價非常高。一些評論家甚至認為如果它早出10年，也就是在“先鋒文學”鼎盛的時候問世會引起更大的轟動。我讀《穿越蒼茫》的時候，想到了《花腔》。《花腔》非常嫻熟地運用了“先鋒文學”的諸多技巧，比如“敘事空缺”、“迷宮”、“復調”等等，在敘述上可謂繁花似錦，出神入化。但我有一個疑問：為什么你用老老實實的手法所講述的革命歷史，我依然覺得震撼、甚至可以說更加為之震撼呢？這里面除了作者感情的因素，您認為還有沒有其它原因呢？

　　李  駿：我認為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真實。真實的東西的更打動人，人性是有共同的取向的，猶如普世價值，容易讓人產生認同感。我在出版的前一部長篇《城市陰謀》中，運用了各種文體，展現了一批從小地方奮斗到大都市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和他們的迷失。但寫這部作品的時候，我沒有作任何修飾，這也許是作品能打動人的地方，但同時也有可能還是這部作品的敗筆。因為長篇結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平時工作很忙，很多東西都是斷斷續續寫的，所以在故事的講述上，也出現了斷層，人物之間的聯動性太少。比如，同一個時期，每個人都在干什么，按一般的表達方法，是互相關聯在一起展開寫的，但有時我覺得一個人的故事可以直接講完，再去講另一個故事，即“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從全篇的架構看，少了這樣的“迷宮”。同時，我還喜歡在寫別人時夾雜“自言自語”，情不自禁地加入自我的感受。主要原因是因為離這些人物太近，有時很難跳出來，這也是以后我創作要注意的“弱點”。

　　張曉峰：在您的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非常鮮活的女性形象，她們比男人還要厲害，還要堅忍。您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描寫她們，比如“母親”、比如趙春玲，您對女性的理解又是怎樣的？

　　李  駿：我覺得這個世界女人比男人們靠譜。母性在我眼里始終是最偉大的。我經常在北京深夜或凌晨的大街上，看到那些自食其力的女性馱著孩子，騎著三輪車叫賣，我的內心對她們充滿尊敬。我寫我的母親，那是一輩子影響了我的人，她的經歷如書中所寫。我是在母親的眼淚下長大的，因此母親的心情不好，便嚴重地影響我的生活態度。她活著時，有時甚至我做夢遇到她，便知道家中肯定有事，打電話回去，果然如此。而她走后，最初幾年夢幾乎天天纏繞著我，最近幾年，她卻不肯入我的夢了。我有時回老家，坐在她的墳前嘆息，莫名其妙地消極與悲傷，覺得人生如夢。人到中年回望，我覺得自己過去有近30年的全部努力和奮斗，就是為了讓母親開心和驕傲。她一走，我便覺得人生失去了方向，只是機械地活著。而“趙春玲”，雖然帶給了我們家族的悲痛，但經歷了那樣艱難的歲月讓她發生了巨大改變，也是時代的外殼使然。她對自己的孩子李希望，也是恨鐵不成鋼，是愛他的。我過去很恨“她”，小時也怕“她”，但漸漸地也理解和原諒了“她”。我理解并尊重女性，她們常常在家庭中發揮重大作用，影響一個人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