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仁青：途中遇到倉央嘉措

　　“青海長云”、“文心雕龍”，這是作家、翻譯家龍仁青最喜歡的兩個詞，表明了他在文學追求上的兩個關鍵——故鄉和心靈。

　　那么，這個剛毅耿直、謙遜內斂的高原漢子，在他虔誠修行的文學之路上，究竟遇到了什么？

　　倉央嘉措的詩歌，已經成為青藏高原乃至整個人類傾吐衷腸的一種途徑或者模式，它對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拉薩的八廓街頭

　　撿到了木德佛珠

　　莫非這人群之中

　　就走著倉央嘉措

　　這是龍仁青、梅朵合著的《倉央嘉措詩歌地理》一書封面上引用的康巴民歌。該書2011年9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錄了龍仁青翻譯的倉央嘉措詩歌124首。它是目前流傳的譯本中，最忠實于原文的譯本。而之前于2008年出版的《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情歌及秘史》一書，收錄了龍仁青編著的《倉央嘉措秘史》和《倉央嘉措知識問答》、《倉央嘉措大事年表》。

　　作為才華橫溢的浪漫主義詩人，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正因越傳越多的“情歌”，而被扭曲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情圣”。盡管，這個“情圣”的形象很人性化，更能贏得世俗的歡心，卻遠離了大師的真實。

　　“倉央嘉措的詩歌，藏文典籍中稱為‘古魯’，意即可以詠誦的宗教唱詞。從內容上看，其中蘊含著對男女情愛的贊美，表現出對故鄉的深深眷念。愛情、故鄉和信仰，互相糾纏在倉央嘉措的詩歌意象之中，成就了他詩歌的生命和意義。”作為一個閱讀、翻譯藏文作品，研究倉央嘉措及其詩歌的作家，龍仁青認為，“倉央嘉措的詩歌，已經成為青藏高原乃至整個人類傾吐衷腸的一種途徑或者模式，它對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提及和倉央嘉措詩歌的初次相遇，龍仁青依舊心潮澎湃。那時，倉央嘉措的名字和他的詩歌，只有藏學界或者藏傳佛教界的少數人知道，而龍仁青有幸讀到了倉央嘉措詩歌的藏文原文。干凈、簡約的表述，與他當時接觸到的藏文詩律學和詞藻學對裝飾性的強調大相徑庭。于是，龍仁青開始癡迷、流連于倉央嘉措的詩歌。

　　“那些直白得一如出自質樸的牧民之口的語言，表達著詩人內心極端的糾結，使得書寫著他詩歌的那些紙頁，似乎浸泡在一種心緒之中，散發著一種隱忍的、悲苦的光澤。”龍仁青說。

　　倉央嘉措的作品，有道歌，也有情歌，綜合起來，“歌謠”一詞比較中肯

　　倉央嘉措的詩歌，傳世的究竟有多少呢？

　　據藏族文學研究者佟錦華統計，倉央嘉措的詩歌，集錄成冊的有解放前即已流傳的拉薩藏式長條木刻本57首，還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現在，倉央嘉措詩歌的中文譯本，海內外有十多種，國外有英、法、日、俄等文字譯本。譯本中，于道泉教授1930年翻譯的藏、漢、英對照本有66節62首。新中國成立后，西藏自治區文化局編著的版本有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有74首，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有124首。而近年來派生的諸多圖書，琳瑯滿目，魚目混雜。

　　倉央嘉措的作品究竟是道歌還是情歌呢？

　　翻閱史料可以發現，僅有與倉央嘉措同時期的文獻《隆德喇嘛著作集》中，提到倉央嘉措寫有“歌曲”，但并沒有說明，這些“歌曲”究竟是情歌還是道歌。之后的藏文文獻中，提到的都是“古魯”，也就是道歌。很多專家認為，倉央嘉措的詩歌是以或暗示或譬喻或指代的手法，表達佛學中的某些觀念，隱晦地表達了他本人的處境，以及由于當時的歷史原因所導致的許多難以言明的苦衷，而并非兒女情長。

　　比如，倉央嘉措在一首詩中提到的“瑪吉阿媽”(也譯為“瑪吉阿米”)，蒙古族學者賈拉森認為，其藏語本意是“未生身的母親”，后面又用了“臉”的敬語“面容”，指的是菩薩面容。因此，這首詩就不是思念戀人的情歌，而是觀想本尊的道歌。而中文譯本的“情歌”，始于于道全1930年翻譯的藏、漢、英對照本。

　　關于此，龍仁青認為，倉央嘉措的作品中，大部分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內容，應該是道歌；但也有一部分確實寫到了愛情，是情歌。綜合起來，“歌謠”一詞比較中肯。

　　針對越傳越多的倉央嘉措詩歌，龍仁青從翻譯的角度，談了自己的看法：“倉央嘉措的詩歌，語言樸素無華，善用形象比喻，完全按照他的故鄉西藏門隅一帶的民歌格式書寫，運用了四句六音節的‘諧體’格律。”在龍仁青看來，這種仿民間寫作，使得他的詩歌很難與民歌區分。因為仿民間寫作，易于傳播宗教教義，也是雪域諸多高僧大德專著中常見的一種創作形式。

　　提到判斷倉央嘉措詩歌真偽的基本標準，龍仁青說：“他的詩歌一般為四句，藏文原文每句為六個字，這種格式在翻譯的時侯丟失了。偶見六句詩，但極少。十幾行甚至更多行的詩歌，絕對不可能是倉央嘉措的。”

　　“由于認知局限和個人好惡，大多數翻譯者都沒有考慮宗教、政治等當時的社會因素，去挖掘作者的人文背景，更沒人下功夫了解、研究藏傳佛教和藏族傳統文化。他們把倉央嘉措想象成一個浪跡江湖的情郎，以此去翻譯、改編倉央嘉措的詩歌。這使得倉央嘉措及其詩歌不斷地被改頭換面，產生了不該產生的負面影響！”龍仁青憂心忡忡地說。

　　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凈化和洗滌自己，使自己變得純凈、純粹，甚至透明

　　龍仁青是一個扎根青海、漫游大地的鄉土作家，是一個用藏、漢兩種文字創作的作家，也是一個滿懷赤誠、感恩文字的翻譯家。談及對文字的敬畏和自己的創作時，他露出發自內心的肅穆表情：“每當看到一本喜歡的書，讀到一些經典的文字，我就會把它們拿起來，輕輕放在額頭，以表示對它們的崇敬，這個習慣來自我出生的那片草原。”

　　“那里的牧人大多目不識丁，但對文字的尊重卻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從來不會把寫有文字的東西踩在腳下或者坐在屁股下，在他們看來，這簡直就是對文字的大不敬，是要遭到報應的；他們總會把寫有文字的東西放在高處，放在帳篷里最神圣的地方——佛龕里；以額頭碰觸書籍，是他們對文字表示崇敬的一種習慣。”龍仁青說。

　　這種對文字的敬畏，使龍仁青等一大批來自雪域大地的作家們，始終恪守著一種創作上的“潔癖”。在他們的作品中，讀不到時下流行的寫作中對丑惡的隨意放大和肆意宣泄。

　　“文字一如上帝、佛祖，或者上天，是令人敬畏和膜拜的！”龍仁青說，“也許是緣于這樣一種樸素的認識，我深信，作家是從眾多閱讀和書寫文字的人群中，謹慎、細致、嚴格地遴選出來的。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凈化和洗滌自己，使自己變得純凈、純粹，甚至透明！”

　　龍仁青固執地認為，寫作，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故鄉的贊美。“我深信，離開了故鄉的寫作，一如空中樓閣，那是無以為繼的。”他說，作家有責任描摹客體的故鄉，以及獨屬于個人的故鄉，“我們可以把故鄉理解為根，理解為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和母親。”

　　在龍仁青的內心，文學其實也是自己的神靈。“文學之所以占據心靈最溫暖、最柔軟的所在，令我們不舍的一個原因是，它是對我們業已失去和錯過的美好與快樂的一種虛擬的補償。也許，我更應該是一個碌碌無為的人、平庸的人。當作家，那永遠是內心里的一個奢望，一個夢！”關于文學，關于自己，龍仁青這樣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