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話劇須以民族化為起點——訪著名話劇表演藝術家朱琳

2012年朱琳參演話劇《甲子園》。 (CFP)

　　在中國話劇百余年歷史中，有一位江蘇海州(現連云港海州區)女子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她從14歲開始演戲，一直演到76歲，創造了蔡文姬、魯侍萍、劉鳳仙、琳達等50多個光彩照人的舞臺藝術形象。她的舞臺形象美麗脫俗、雍容華貴，還被譽為臺詞權威。韻味悠長的獨特道白，形成了她獨特的表演風格。她就是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話劇藝術家”稱號、人稱北京人藝“第一青衣”的著名話劇演員朱琳。

　　如今，朱琳離開了她熱愛的話劇舞臺，正安詳地頤養天年。不久前，在北京東直門外一幢單元樓里，記者見到了朱琳。她身著大紅色的毛衣，看上去洋溢著年輕人的精氣神兒，說起話來底氣十足。雖然記憶力有所減退，日常瑣碎之事常常遺忘，但說起從藝生涯中的點點滴滴，她卻是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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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敢寫 我就敢演

　　作為一名蜚聲中外的表演藝術家，朱琳始終覺得自己很幸運。談及自己的人生和舞臺藝術，她總是十分謙遜，總要提到曾經提攜、幫助過她的大導演們。她一再強調，沒有他們，就沒有她的今天。“我在藝術上是極為幸運的，遇到的都是國家最有名的導演。我的成長與這些導演很有關系。”朱琳說。

　　記者：之前采訪人藝的藍天野老師，他說那代人雖然在戰爭炮火下成長，但卻是十分幸運的一代人，您能不能結合您的經歷談談您怎么成為“幸運的一代人”呢？

　　朱琳：我的父親原是富家子弟，想走實業救國之路，卻在我出生前就敗掉了全部家產。因此，我的童年經歷了一段異常艱難的歲月。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母親靠著在教會學校做教工的微薄收入來養活我和姐姐。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了，我的家鄉江蘇海州處于硝煙戰火之中。當時，我只有14歲，跟著大家伙一起被迫離開家鄉，由于從小就喜歡模仿大人的口吻講話，歌唱得也還算不錯，就到淮陰長虹劇社當起了話劇演員。

　　隨著戰局愈發緊張，我被劇社送往武昌，并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敵演出隊。在此期間，我參加了20多個劇目的演出。我這個在進入演劇隊前還不知道該怎樣演戲的小姑娘，逐漸獲得了大家的認可。在此期間，我還結識了周恩來。

　　記者：和周恩來見面時是怎樣的一個場景呢？

　　朱琳：我1938年參加演劇隊，那個時候15歲，第一次和周恩來接觸，就是聽他講抗日戰爭。他講完了以后，就到我們宿舍參觀。大家都是拿磚頭鋪上一個鋪板，就我一個人睡行軍床，周恩來發現了，說這是誰睡的啊，這么講究。我一聽他講話是淮陰口音，我也講我的家鄉話。他后來知道我的年齡了，就跟我們隊長講，你們對于這樣的小同志要很好地照顧，要幫助她學習。

　　記者：1942年，您出演了田漢的戲劇《秋聲賦》，而且還擔任了女主角胡廖紅，在當時國民黨高壓環境下出演一部批判當局投降主義的話劇，當時您有沒有擔憂呢？

　　朱琳：1982年的時候，我到長沙演出，田漢的弟弟田洪跟我說，你知道嗎？田漢《關漢卿》里朱蓮秀對關漢卿說的臺詞“你敢寫我就敢演”就是你說的話。我這才想起來。大約在我十七八歲的時候，田漢寫了話劇《秋聲賦》，他需要一個會唱歌的女演員，就找到了我。當時，抗日的呼聲很高，田漢告訴我說，這個戲演出來，當局可能會來找麻煩的，你敢不敢演？我說，你敢寫我就敢演！直到1982年我才知道，我這句話變成了臺詞。

　　《雷雨》連演了70場

　　新中國成立以后，朱琳先是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1953年，朱琳轉入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

　　此時的北京人藝已經排演了老舍的《龍須溝》。1953年11月，北京人藝開始排演話劇《雷雨》。《雷雨》是1933年劇作家曹禺創作的第一部戲劇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初到北京人藝的朱琳在劇中飾演魯媽魯侍萍，這一年，朱琳30歲，魯侍萍在劇中是一個在舊中國被欺辱的年邁母親的形象，由于沒有類似的生活經歷，朱琳對人物的許多行為感到難以理解。

　　1954年，《雷雨》公演，售票處出現了觀眾深夜帶著棉被排隊買票的情況。

　　朱琳以臺詞的嫻熟到位、舞臺表演的精湛準確，在北京人藝站穩了腳跟。《雷雨》這部劇作讓朱琳意識到，應該嘗試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要不斷開拓自己的戲路。隨后，朱琳連續主演了《帶槍的人》、《虎符》這些中外名劇，形成了頗具風范的表演風格，于是被稱為北京人藝的“第一青衣”。

　　記者：您初到北京人藝，第一次演的話劇就是曹禺先生創作的戲劇《雷雨》，關于這個話劇您有哪些深刻的印象？

　　朱琳：當時，第一場戲總理就去看了。沒過兩天，他讓鄧大姐給我們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說朱琳有一句臺詞怎么沒說。這句臺詞是“憑什么打我的兒子！”我就說，我一說這句臺詞，就跟說相聲似的，觀眾就樂，一樂就破壞了整個場上的情緒。后來總理就說，你要說得好，觀眾就不會樂的。你好好研究一下，演員對重要的臺詞要下功夫。后來我慢慢地琢磨、體會，改變了說法，把握這一句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改變以后，觀眾再也沒笑過，我后來就告訴總理，我說我改了，觀眾再也沒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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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演話劇《蔡文姬》塑造經典形象

　　1959年《蔡文姬》由郭沫若創作并交由焦菊隱導演，這一部旨在“為曹操翻案”的歷史劇目經由總導演焦菊隱之手，成為了一次話劇民族化的成功嘗試。朱琳版的蔡文姬以其大氣的表演風格、深厚的戲曲底蘊以及對人物內在節奏的把握成為了北京人藝歷史上的經典舞臺形象。

　　記者：1959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公演四幕歷史話劇《蔡文姬》，在劇中您飾演了蔡文姬一角，您飾演的蔡文姬以深厚的戲曲底蘊以及對任務內在節奏的把握成為了北京人藝歷史上的經典舞臺形象，您能不能講講您是如何塑造這個角色的呢？

　　朱琳： 現在距離我上次扮演蔡文姬已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加上現在聽力不好，不能做出太多的評判，但我要告訴現在的演員們，當年可以勝任蔡文姬這個角色主要是因為符合兩個條件：一是經歷過抗日戰爭，深知戰爭之苦，這一點與蔡文姬的身世吻合；二是自己喜歡詩歌，往往可以通過背誦詩歌來理解角色背景。因此我希望青年演員可以多看一些戰爭相關的電影，多讀一些古代詩歌。

　　后來，郭沫若給我寫了一首詩：“辨琴傳早慧，不朽是胡笳，沙漠風沙烈，催放一奇花。”他說朱琳演蔡文姬能傳神，后來又讓我演武則天。曹禺對我有個評價，他說你演蔡文姬到演武則天3年的時間，演出了完全不同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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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劇民族化的起點

　　上世紀50年代，北京人藝的導演提出了話劇民族化的大膽設想，開始了話劇借鑒中國戲曲的嘗試。此時，北京人藝導演焦菊隱和編劇郭沫若重排了歷史劇《虎符》。在這部話劇中，導演引用了傳統戲劇中的鑼鼓經和水袖的表演要素。朱琳在劇中飾演了主角如姬夫人。如姬夫人是戰國時代魏王的王妃，朱琳要結合戲曲表演把這個角色塑造成外柔內剛的人物形象。

　　記者：您是怎樣塑造如姬夫人這個角色的？

　　朱琳：那個戲是焦菊隱實現話劇民族化的起點。我們首先學京戲，梅蘭芳、程硯秋都看了，還請裘盛戎開講座，程硯秋的大弟子趙榮琛來指點我們。我們練水袖、練各種舞臺動作。當時，總理看了，郭沫若也看了，還有周揚，他們對于我最后一段的大段獨白非常贊成，說很感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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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了挑剔的

　　米勒的贊揚

　　記者：1978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保留劇目《蔡文姬》。這臺轟動一時的四幕歷史話劇，在塵封多年之后，觀眾的反響是不是很熱烈？請您談一談當時的場景吧。

　　朱琳：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恢復了《蔡文姬》的演出。當時郭老已經病重，我們趕著排練《蔡文姬》，那時我已經55歲。《蔡文姬》的演出很轟動，買票的觀眾把劇場的院墻都擠塌了。

　　上世紀80年代，話劇《茶館》赴德國、法國演出，北京人藝開始了恢復傳統經典，同時推出新人新作，像王姬、濮存昕等演員，劉恒、蘇叔陽、何冀平等編劇，都是那個時代出現的人才。在經過引進國際經典劇目之后，我再次登臺，這次登臺的主要目的就是演外國的新劇。

　　記者：上世紀80年代，北京人藝上演了《推銷員之死》，并特意請劇作者阿瑟·米勒來京擔任指導。您飾演推銷員的妻子琳達，這是一個表面柔弱、逆來順受，內心卻毅力堅強、豁達樂觀的女性。請問當時阿瑟·米勒是怎么評價您的表演的？

　　朱琳：它是外國戲，而且是美國最有名的劇作家和導演親自來排的，對我的評價高。阿瑟·米勒覺得很奇怪，說你們中國的演員很聰明。我說我們就把外國戲當成中國戲來演。這是中國話劇史上首次得到了外國導演的肯定，我想這是因為中國話劇的民族化是聰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