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族文學創作中 共同體意識與國家觀、民族觀的演變

　　1.序言

　　中國的朝鮮族是移民民族，是從朝鮮半島遷移過來的。朝鮮移民大量涌入中國始于19世紀后半葉(1870年左右)，隨著清政府對長白山地區的“封禁”政策出現松動乃至后來完全解禁，因多年受災饑餓難耐的朝鮮北部農民開始大量移居中國，在杳無人煙的長白山原來的封禁區開荒造田，逐漸定居下來。后來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后，為了實現霸占全中國的目的，以“開拓移民”的方式逼迫朝鮮人移居中國，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時，朝鮮人的移民過程基本結束。中國的朝鮮移民人數最多時已超過200萬人，1945年日本投降朝鮮光復后，其中約一半人返回朝鮮，留在中國的另一半就變成現在的朝鮮族。

　　朝鮮族雖然從朝鮮半島移居中國，但是從其身份而言，與朝鮮半島的朝鮮人或韓國人并不相同，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共同體，是中國56個民族中的一員，即中國朝鮮族。

　　由于是移民民族，朝鮮族文學明顯帶有移民文學的特征，不僅移民時期的文學如此，直到如今，其文學作品中移民的主題或意象仍不少見。此外，雖然解放后到文革后期的近三十年時間的文學里，移民文學成分有所淡化，但是改革開放后又呈現重新加強的趨勢。而在這種移民文學成分里，始終充滿著共同體意識與國家觀、民族觀的糾結及其演變過程。

　　本文分三個階段，分析朝鮮族文學中共同體意識與國家觀、民族觀的相互關系及其演變。

　　2.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國家觀的變化——移民時期的文學

　　因為移民的主要成分是農民，定居初期的朝鮮族文學主要是口頭傳承文學。后來，逐漸出現少數流亡文人和在中國對日作戰的朝鮮獨立軍將士們的漢詩作品，以及留學生們的創作。經過這些過渡性文學發展過程，真正的移民文學(包括文壇文學)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終于初現端倪。

　　口頭傳承文學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類型：一種是從朝鮮半島直接帶到中國來的，內容與朝鮮半島的口頭傳承完全一致。另一種是在原來的傳承基礎上進行再創造的，其內容與朝鮮半島的口頭傳承有關聯，但又不完全相同，有自己的創造。第三種是諸如地名傳說等與移民地有關的新創作，而這些新創作的口頭傳承又與滿族等當地原住民的口頭傳承相互交融，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作家文學大體上也走類似的道路。先是出現金澤榮、申檉、申彩浩等一些朝鮮流亡文人和抗日獨立軍義士的作品，后來朱耀燮、崔曙海等在中國長期居住過的朝鮮人創作出反映中國生活的作品。在這些作家的作品里，開始出現朝鮮移民的形象，尤其在崔曙海的小說里，朝鮮移民在中國扎根定居的生活表現得真實可信，因為他本人作為普通移民曾在中國居住過七年時間，對中國的朝鮮移民生活了解得比較深刻。這些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朱耀燮和崔曙海的小說開始露出朝鮮族移民文學的雛形，但他們的國家觀仍無太大的變化，基本上仍認同朝鮮為自己的國家，只是在對移民者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反映上做出了一些貢獻。

　　這些作家的創作是從朝鮮文學走向朝鮮族文學的一個過度形態，真正在國家觀和民族觀上出現明顯變化是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這十多年的時間里。此時，朝鮮移民在中國開始大興民族教育，創辦民族報刊，發行民族書籍，文學團體和文學報刊也相繼誕生。對朝鮮族文學的出現貢獻較大的報刊有《民生報》、《間島日報》、《滿蒙日報》、《滿鮮日報》和文學雜志《北鄉》等。隨著朝鮮族[1]文壇的形成，對朝鮮族文學的性質和發展方向的議論也開始多了起來，其中1940年《滿鮮日報》的關于“滿洲朝鮮文學建設新提議”的連載討論對朝鮮族文學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觀點，至今也有借鑒意義。參加討論的12名作者大多為當時活躍在朝鮮族文壇上的作家和文人，雖然提出各種不同的意見和見解，但是其中最受關注的觀點就一個，即認為“滿洲”的朝鮮人文學應該是“滿洲”現實和朝鮮民族文化傳統相融合的文學。這就說明，這時的朝鮮族作家們已開始把自己與朝鮮半島的朝鮮人區別開，認同中國這個國家和文化了[2]，顯然，其國家觀和民族觀已出現明顯的變化。

　　實際創作實踐也驗證他們的這一主張，最具代表性的“在滿朝鮮人”作家之一安壽吉的小說就是其最好的例證。

　　安壽吉的短篇小說《晨》(1935)，以少年的視角描述他們一家四口人在跨越國境到中國定居過程中經歷的不幸遭遇。在小說里，父親、母親、姐姐和他一家四口人受到“二漢人”即朝鮮人管家[3]的殘酷剝削和欺凌以及當地“陸軍”的野蠻搶掠，最終姐姐不愿抵債嫁給“二漢人”管家做小妾而自殺，母親因受到刺激而精神失常，最終一家人落得個家破人亡，定居也以失敗告終。在中篇小說《稻》(1941)里，安壽吉描寫的也是朝鮮移民在中國定居過程中的遭遇，但其命運卻出現明顯的變化。雖然定居過程也是非常艱難，曾遇到原住民的抵觸和驅逐行動，甚至死了幾個人，但是在了解朝鮮人的當地地主的合作配合下，朝鮮移民成功地造房定居，甚至種起水稻來，移民人數逐年增多。此后為了實現完全定居，還建了學校，請來教師，培養移民的第二代。當然，后來因新來的縣長懷疑朝鮮移民當日本人的走狗，動員軍隊驅趕朝鮮移民，但是在被軍隊趕到稻田里，抬頭就要被打死的危險境地里，朝鮮移民們仍毫不動搖地堅守土地，不愿放棄移民地的定居生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可返回的故鄉，故鄉的所有生活都被日本人踐踏和搶掠，只有移民地才有一線生存的希望。

　　在安壽吉的長篇小說《北鄉譜》(1944)里，朝鮮移民在中國成功地定居下來，追求的是如何爭取更加穩定舒適的生活環境和權利，為此而提出的所謂“農民道”和“北鄉精神”就是朝鮮移民在中國生存和發展的一種理念。在敘述朝鮮移民村建設與發展故事的這部長篇小說里，把“農民道”解釋為“把水稻秧苗當做自己子女細心呵護的心”，并認為朝鮮人的精神支柱是“稻魂”，繼而認為，朝鮮人在中國之所以能夠生存，就是因為有了“稻魂”，因此要把稻魂當做朝鮮移居農民的靈魂。關于“北鄉精神”，小說通過主人公向當地警察的解釋做了如下的闡釋：“使浮動較多的朝鮮農民定居在農村，為農業滿洲貢獻，這與建國精神相符。而使他們熱愛自己定居的鄉村，安下心來增產增收，以此穩定他們的民心，引導他們走正道。”也就是說，通過對滿洲國農業的貢獻，尋找朝鮮移民的存在價值，這就是所謂的“北鄉精神”，也是朝鮮移民所要追尋的生存之道。

　　安壽吉的小說真實地再現了朝鮮移民在中國歷經千辛萬苦，逐漸定居扎根的歷史過程，表現朝鮮移民逐漸變成朝鮮族的歷史經歷，其民族觀和國家觀的演變，以及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過程展現得淋漓盡致。但是也出現一些問題，即他的小說里暴露出一些與殖民統治相妥協的傾向，雖然作品中很少出現直接擁護日本殖民主義統治的內容，但迎合偽滿洲國政府政策的主題實際上就是間接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比如對所謂“五族協和”、禁煙運動、發展畜牧業等偽滿洲國治國理念的闡釋等。然而，從另一方面看，這又是被殖民主體的混雜性所然，即不愿意接受日本殖民主義的統治，而只迎合偽滿洲國的治國理念，只承認自己是偽滿洲國的國民，不承認自己是日本帝國臣民也是一種對殖民主義的“不配合”。

　　只認同偽滿洲國而不認同日本殖民主義的作品還有不少。比如，作者未詳的民歌體詩作《滿洲阿里郎》(1936)、崔壽福的《滿洲咩那利》(1938)、尹海榮的《樂土滿洲》(1943)等詩歌就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作品。“五色旗飄揚呼喚樂土滿洲，/百萬開拓者蜂擁而至。/我們是國家的幸運百姓，/我們要在這希望的原野上生活。”這是當時著名詩人尹海榮的詩作《樂土滿洲》的第一節。在整篇詩作里，對滿洲國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如果用過去的觀點看，毫無疑問是徹頭徹尾的賣國詩，但是從混雜性理論的角度看就不那么簡單了，因為作者只美化滿洲國的朝鮮人生活，而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滿洲阿里郎》和《滿洲咩那利》也是類似的情況。無論《滿洲阿里郎》里的“蜜乳流淌的沃土上，/五族的新生活充滿幸福。”，還是《滿洲咩那利》里的“雨后晴天五色玲瓏，/荒野里充滿著春意。”等詩句都是贊美滿洲國和在滿洲國統治下的移民生活，雖然帶有一些粉飾和美化的成分，但肯定不是贊美日本殖民主義者的統治。

　　迎合偽滿洲國政府而不配合日本殖民主義者，這一點除了體現朝鮮移民的混雜性之外，也正好證明他們對移民地的國家認同。不管它是沒落的清政府，還是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也不管它是被趕下臺的清朝皇帝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建立起來的偽“滿洲國”(早期的朝鮮移民都經歷過這三個政權)，對朝鮮移民來說是接納他們的、甚至是理應感激的一個國度。因此，朝鮮移民是把它當做一個國家來認識的。

　　追求無產階級文學的女作家姜敬愛曾在中國龍井生活了十多年，雖然其大部分作品在朝鮮報刊上發表，但是卻在龍井創作出來的。姜敬愛的小說與安壽吉等人的作品傾向完全不同，她以抵抗有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為己任，以社會主義理念爭取移民者的生存空間和權利作為自己的創作理念。短篇小說《菜田》(1933)、《足球戰》(1933)、中篇小說《鹽》(1934)等她的多數作品就是表現作家的這種創作思想。

　　《菜田》里的人物都是中國人，矛盾的雙方是地主和長工。一年秋季，地主的部分辭退長工計劃被其同父異母的女兒密告到長工們那里，因為她知道出這個主意的是她的繼母，而她經常受其繼母的欺負，反而得到長工頭的同情，甚至還得到過他們送的禮物。長工們以立即總辭職來威脅地主，無奈地主取消辭退計劃。長工們的斗爭取得了勝利，但是告知地主計劃的同父異母女兒卻被人害死。這篇小說帶有明顯的階級文學特征，《足球戰》也是如此，而且從某種角度上說更進一步。在這篇小說里，作者通過以窮人子弟為主的學校和以富人子弟為主的學校學生之間一場足球賽，表現無產者只有團結一心進行反抗和斗爭才能獲得自身權利的思想。中篇小說《鹽》則通過一個朝鮮移民女性的悲慘經歷，表現其無產階級思想。在小說里，主人公起初對共產黨的活動產生一些懷疑，但是通過被有產者剝削和壓迫的經歷，認識到貧苦朝鮮移民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階級斗爭的方式才能獲得生存權利。雖然在姜敬愛的小說里，很難找到民族觀或者國家觀的清晰闡釋，其階級立場和社會主義理念卻是堅定不移的。

　　對朝鮮移民的國家觀和民族共同體意識表現得最為透徹的當屬樸啟周的短篇小說《鄉土》(1944)。“朝鮮的故鄉一直對我沒有什么感情，所以我不認為必須把父親的遺骸移葬到那里。也許這是因為我出生在間島[4]，在我的潛意識里把間島當做自己鄉土的緣故吧。”“也許是長時間沉浸于鄉愁之中，久別后重返的龍井令我親切和歡喜。就在此時，我的情感又出現分裂，因為原以為龍井不能成為我的鄉土，但卻無意間把她當做自己的故鄉。也許，這種在無意識里當做故鄉的龍井才是我真正的故鄉。”“母親也對間島情有獨鐘，因為對母親來說，間島是血淚浸透的‘戰場’，誰愿意放棄浸透自己血淚的土地呢！”這三段引文展現了主人公的鄉土觀念，而這時的鄉土觀念與國家觀及共同體意識緊密相連。更重要的是，出生在中國龍井的作家樸啟周，創作這篇作品時已在朝鮮任職多年，而在他的意識里，仍然認同自己屬于移民地的朝鮮移民共同體。在樸啟周的小說創作中，反映朝鮮移民在中國的生活場景以及移民地的風土人情占重要比重，這也是體現他共同體意識的另一個重要旁證。

　　移民時期朝鮮族的國家觀呈現出從朝鮮人逐漸演變成中國人，即中國朝鮮族的趨勢，文學創作亦如此，而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共同體意識，即中國朝鮮族的共同體意識。

　　3.共同體話語與國家話語的統一，文學與政治的交織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結束后，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朝鮮族文學基本上是配合中國共產黨的理念和共和國的施政綱領發展起來的，只有反右派斗爭前后的作品里，出現一些與政府政策不甚合拍的甚至是批評的傾向。但是，這些不和諧的觀點也只是對黨和政府路線政策的誠懇批評，而不是抵制或反抗。

　　這一時期文學創作強調的是“祖國”概念，不少詩歌作品直接表現對祖國的認同感，贊美祖國母親的繁榮與發展。不管民族，也不管階層和地域，這一點全國都一樣，在這里就不必贅述了。

　　這一時期的多數朝鮮族文學作品反映和宣傳土改、抗美援朝、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大躍進、反右派斗爭、文化大革命等每一時期黨的路線和治國理念之外，歌唱共產黨和黨的領袖，表明對“祖國”的認同和熱愛成為主要的文學表現主題。民族的概念除了在反映民族團結的作品之外基本不涉及，民族觀完全融入于國家觀里，中華民族概念的認同就是其典型的例子。這與黨的正確民族政策有關，也與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理念以及人民被解放的喜悅之情有關。

　　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任曉遠的詩《給我一只槍吧》(1950)、金哲的詩《地界石》(1955)以及金學鐵的短篇小說《扎根之地》(1953)、中篇小說《繁榮》(1957)等，就從其標題上也可以看出一二，是積極配合黨的路線和國家政策的，是歌頌新社會和贊美社會主義制度的。其中，金學鐵的《扎根之地》講述的是爺爺輩兒移居中國到這里扎根定居，父親輩兒參加抗戰，“我”這一代赴朝參戰回國的故事，貫穿著朝鮮族移民史的整個過程。小說通過主人公把爺爺曾經用過的農具當成“文物”入庫，認為今天所用的農具也將很快成為“文物”而新蓋一間倉庫備用的故事，展現在共產黨領導下朝鮮族人民的幸福生活，表現對未來更加幸福生活的熱切期望。

　　李根全的中篇小說《虎》(1960)、金學鐵的長篇小說《海蘭江，你傾訴衷腸》(1954)等作品反映的是朝鮮族人民在抗日戰爭和中國國內革命戰爭中的輝煌歷史。而這種對光榮歷史的再現或者展現，其目的也是為了顯示朝鮮族和中華民族的一體性，讓人們了解到朝鮮族也和中國其他民族一樣，為了建立和建設這個國家做出了貢獻，是有資格成為這個國家的一員。當然，作品里也體現朝鮮族作為五十六個中華民族的一員，具有自己獨特的民族血統和悠久的文化傳統，這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真實寫照。

　　白南杓的《小金家和小王家》(1954)等作品體現的民族團結主題里，也包含著民族共同體意識，但這些作品顯示得更多的是不同民族之間要和睦相處的政治理念，強調的是國家觀，是民族話語與國家話語之間的高度統一。

　　當然，到了文革后期(文革前期朝鮮族文學創作完全癱瘓)，這種對黨對祖國的認同在文學作品中演變成對領袖的偶像化以及宣傳階級斗爭理論的工具，但是，這一時期整個國家都卷入不正常的政治風暴里，無需再贅述其危害或者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惡劣影響。

　　總體上說，從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的朝鮮族文學，無論在共同體的意識上，還是在國家觀和民族觀上，與共產黨和共和國保持高度的一致，雖然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政治上的原因有關，但朝鮮族真心認同共產黨領導的共和國政權是其關鍵原因所在，這一點確信無疑，因為朝鮮族共同體的話語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話語的高度統一才是形成這種認同感的根本原因。

　　4.城市化背景下共同體意識的蛻變——新世紀的文學

　　在新時期的一段時間里，朝鮮族文學創作中又出現了沉寂多年的移民主題，李根全的長篇小說《苦難的年代》(1982，1984)就是其代表性的例子。在這部作品里，作家通過一家三代的苦難經歷，形象地描繪朝鮮人的移民與定居的歷史，直至共和國成立，朝鮮族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成為中國的朝鮮族。也許這是對文革十年被蹂躪的民族文化傳統的一種補償，其中當然也包含著對本民族共同體的重新認識。但從創作思想上看，仍然是文革之前國家話語和民族話語統一的一種延續，本質上并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基于階級斗爭思想，敘述整個移民史的發展過程。

　　另外，李根全對移民史的關注是跟當時整個中國文學所關注的以撥亂反正、清除“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危害為特點的傷痕文學有關，或者說是其進一步的深化和延伸，毫無疑問是有某些突破的，但是仍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尤其在其歷史觀上的階級斗爭原理阻礙移民史再現的客觀性。

　　直到崔紅一再現朝鮮族移民史的長篇小說《淚灑豆滿江》(1994)里，這種情況才出現明顯的變化。小說擺脫貫穿文革十年的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歷史觀束縛，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真實地展現了朝鮮族在移民與定居過程中的艱難歷史，呈現其國家觀的變化和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過程。這兩部小說的創作與發表相隔十年，在歷史觀上呈現出明顯的差異，但也具有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民族共同體的重新認識。因為解放后的朝鮮族文學緊跟著黨的路線政策而發展，沒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認真審視和定位民族共同體的問題，經過十年浩劫之后，才有機會也才有理由重新思考這個問題，這樣才能處理好民族觀和國家觀的關系。實踐證明這種民族尋根[5]嘗試和努力是有意義的，使得包括朝鮮族在內的各個民族能夠重新定位其民族觀和共同體意識，以更加客觀地認識自己，從而更加堅定和鞏固作為中華民族之一員的國家認同。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全球化大環境下，中國的市場化、城市化發展迅速，由此帶來的社會結構的巨變對朝鮮族的文學創作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首先，大量朝鮮族人口離開農村，涌入國內大中城市或者到國外打工，尚留在農村的朝鮮族感到一種失落感。因為過去農村聚居地是朝鮮族民族共同體賴以生存的根基，而如今隨著人口的減少，土地被閑置，為了解決土地荒廢問題，不得不要吸引漢族等其他民族進入朝鮮族原聚居地生活，朝鮮族的留守農民擔心共同體要解體，感覺到某種失落感或者心理危機也是正常的。

　　《水井婆》(2009)、《桂明月》(2009)、《烏鴉巢》(2010)等小說反映的就是這種失落感和危機感。在金泰鉉的短篇小說《水井婆》里，村子里的人大部分都搬到城里去住，主人公水井婆過生日時準備一桌菜都沒有人可邀請一起享用，只有連朝鮮語都不會說而無法溝通的鄰居漢族人王枸一家來祝賀。而在短篇小說《桂明月》里，村里僅剩的幾個朝鮮族整天無所事事，打牌賭博來度日，朝鮮族聚集村如今的沒落景象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柳正男的短篇《烏鴉巢》里，主人公的幾個兄弟姐妹都出外打工發展，只有智力較差、老大不小還沒娶媳婦的德順一個兒子留守家里，伺候年老多病的母親。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鄰居王麻子一家，他們開的肉鋪生意興隆，日子過得無比滋潤，讓人羨慕。為了一報曾經從德順家得到幫助之恩，他們給了德順一家很多幫助，幫他們種地，德順母親去世時還給置棺材，幫德順埋葬其母。而從俄羅斯回來的德順的大哥，卻說要火葬，連骨灰都不要留下。這說明，曾經是他們一個村子朝鮮族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徹底放棄，連死后的遺骨都沒留下，留守村子的人感到失落自然是不足為奇的。

　　與此同時，從朝鮮族高度集中的農村走向以漢族為主體的大中城市之后，在語言、文化、交友、婚姻等方面承受著一時不適應造成的沉重壓力，在融入主流社會時經歷著痛苦的適應過程，因此使得朝鮮族的共同體意識也開始出現一些松動，并因此感受自我身份認同的迷茫和混亂，這也是新世紀朝鮮族文學關注的一個重要內容。

　　趙龍基的短篇小說《天國的美食》(2009)等作品反映了朝鮮族在大城市；里與主體民族相融合過程中的嚴重不適應，以及因此承受的心理壓力和身份上的混亂。在這篇小說里，當醫生的主人公吃著油膩而刺激的“毛血旺”時忘不掉大醬泡菜等長期習慣的民族傳統飲食，而面對朝鮮族患者時卻不愿意承認自己是朝鮮族，在此過程中的心理矛盾無論如何也是難以克服的。樸草蘭的短篇小說《飛吧，龍！龍！龍！》(2009)所展現的是朝鮮族在國家觀和民族觀的中間地帶所經受的彷徨與痛苦。在這篇小說里，主人公為了擺脫貧困，也為了身份的上升，沒日沒夜地干活掙錢，又盡情地去消費，以滿足無休無止的物質欲望，為此她甚至考慮要嫁給有錢的日本人。然而，無論是脫貧還是身份上升，自定的目標實現后，卻無法填補精神上的空虛。只有找到自我，找到自己的“根”之后才能克服空虛，回到正常的生活。而此時的“根”就是她的朝鮮族共同體意識，或者移民者后裔的身份認同。

　　隨著去韓國打工的朝鮮族人數逐漸增多，朝鮮族和韓國人的關系也成為朝鮮族文學的重要表現對象。在新世紀的文學作品里，朝鮮族和韓國人的關系從盲目認同逐漸演變成客觀評價，最終才真正認識到自己是中國的朝鮮族，朝鮮族共同體意識和作為中國人的國家觀因此反而得到加強。

　　鄭亨燮的短篇小說《“僑胞大叔”》(2010)、趙龍基的短篇小說《大排檔在奔跑》(2009)等作品反映的就是朝鮮族和韓國人的關系問題。

　　在鄭亨燮的《“僑胞大叔”》里，講述的是韓國工頭和中國朝鮮族打工人之間發生的故事。在韓國工頭眼里，他叫“僑胞大叔”的朝鮮族只不過是來自窮國的打工者，可以隨意使喚。而朝鮮族打工者卻對工頭不以為然，認為雖然現在在韓國打工，什么苦活兒累活兒臟活兒都干，又受工頭的氣，但掙錢回國后卻可以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這時的韓國對朝鮮族打工者來說只是一個能掙比國內多得多的錢的工地，中國才是自己賴以生存的故土。

　　《大排檔在奔跑》講述的也是朝鮮族和韓國人之間發生的故事，和《“僑胞大叔”》不同的只不過是故事發生在中國。在小說里，經營大排檔的朝鮮族老板雇傭的服務員里有一個韓國女留學生，而其同是韓國留學生的男友認為為朝鮮族老板打工丟臉，因為他看不起朝鮮族。一些韓國人對朝鮮族有一種偏見，即朝鮮族雖與韓國人同根同祖，但是如同富家女兒下嫁給窮小子——卑賤，這個留學生的偏見就是代表這樣的韓國人。同樣，同是朝鮮族的老板朋友卻看不慣韓國人的顯富和傲慢，認為他們是暴發戶，欺軟怕硬，這也是一部分朝鮮族對韓國人的一種偏見。小說最后，朝鮮族老板知道自己雇傭的韓國女留學生因其父親失業而無法繼續在中國讀書時，欣然伸出援手，幫助她渡過難關。表面上看，小說關注的是韓國人和朝鮮族的地位變化，即過去朝鮮族幾乎都是為韓國老板打工，而如今其位置開始有所變化，韓國人中也有為朝鮮族老板打工的，甚至遇到困難時得到經濟上的幫助，但從更深一層次上看，其背后支撐的卻是朝鮮族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和國家認同。[6]

　　在這些作品里，作家們最大限度地體現出對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既區別于中國的主體民族，也區別于韓國人，是中國的朝鮮族。既不是中國的主體民族(在國家認同上)，又與韓國人有著明顯的差異(在民族認同上)，既需要與主體文化相融合，又不愿意丟掉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在這種新的選擇項面前，朝鮮族文學正在進行各種嘗試以求得適合自己的正確方向。這是對自己共同體身份的再塑造，同時也是文學的再塑造。

　　5.小結

　　移民時期的朝鮮族文學是從朝鮮文學逐漸過渡到中國朝鮮族文學(當時一般稱“在滿朝鮮人文學”)，國家觀亦如此。而民族觀則從認同自己是朝鮮人逐漸演變成認同自己是滿洲朝鮮人，即呈現出朝鮮人→中國的朝鮮移民→滿洲朝鮮人(或稱在滿朝鮮人，鮮系滿洲人)的演變過程。但是，這種國家認同是以朝鮮落入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下，朝鮮已無自己的國家為條件的，因此，即使到了自稱為“滿洲朝鮮人”時，朝鮮移民的身份認同仍然是不穩定的，日本投降后半數朝鮮移民返回朝鮮和多數有建樹的朝鮮移民作家回朝鮮發展就是其有力的證明。

　　新中國成立之后，這種不穩定很快就結束。日本投降后，特別是新中國建國后，朝鮮族文學是從歡呼救星共產黨，歡呼人民解放和共和國建國的喜悅開始的。在社會主義理念下，朝鮮族的民族觀和國家觀逐漸融為一體，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中國朝鮮族的共同體意識也順理成章地在民族自治背景下逐漸形成。文學創作也是如此，除了1950年代后半期的一段時間外，其他時間都是以為政治服務為己任，隨政治變化而變化。

　　改革開放之后，對盛行文革十年的階級斗爭歷史觀的重新審視，引發朝鮮族作家們對民族移民史的重新關注，再現朝鮮族移民史的長篇小說的出現就是其具體表現。

　　九十年代之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之后，隨著城市化、國際化的深入，朝鮮族的共同體意識遇到一些問題，在離開傳統的民族聚居地之后，感覺到共同體意識里出現一些危機感，需要在新的環境里重新建構。新世紀的朝鮮族文學特別關注被稱為“都市游牧民”的大城市里的朝鮮族以及赴韓打工的朝鮮族生活，就是試圖重建民族認同或者朝鮮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行為。然而，即便是這種大變化的環境下，朝鮮族的國家觀仍絲毫沒有弱化，相反，通過與韓國人的接觸，朝鮮族更加堅信自己是中國人。相信在堅定的國家觀和民族觀的基礎上，克服困難，沖散危機感，重新認識朝鮮族民族共同體的努力將會取得成效。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中國各民族文學的一部分，朝鮮族文學創作必將不辱自己的歷史使命。

　　注釋：

　　[1] 當時稱“滿洲朝鮮人”或“在滿朝鮮人”，有時也叫“鮮系滿洲人”。
　　[2] 當時他們認為自己是“滿洲國”的國民。
　　[3] 當時朝鮮移民定居點的地主大多為中國原住民，雇傭朝鮮人管理土地，朝鮮移民把這種人稱為“二漢人”。
　　[4] 間島，即現在的延邊，是當時朝鮮移民最集中的地區。
　　[5] 當時在中國文壇掀起一股尋根文學熱，崔紅一的《淚灑豆滿江》也是其中的一個現象。
　　[6] 以上作品的分析，請參照筆者的論文《朝鮮族第六代小說家群的崛起》(《民族文學》1911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