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曉齡：想象中國當代文學的身軀

——中國當代多民族文學共同體發展格局素描

蔡曉齡在中國少數民族當代文學論壇上發言

　　帕斯卡爾·卡薩諾瓦曾經指出世界文學空間的特征在于其不平等性和不可見性(注1)。但我們應該允許對文學軀體的合理想象，中國文學的發展現實逼迫我們對多民族文學互動交融發展的事實作出及時反應，因此，學理構建和觀點更新的要求迫在眉睫。

　　文革時期的“地下文學景觀”——大批文學寫作者暗地結成社團、閱讀禁書、辦油印地下刊物、手抄本作品私下流傳的現象——在今天看來，稱為“景觀”應該是恰如其分。而且，正是因為拉開了一段適的距離，那個文學現象才真正顯出了景觀的特征與意義。當時的人們不一定意識到了這個景觀標示著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分水嶺——從本質上講，文學是人類心靈最深處的話語，在新中國誕生十七年的時間里，人們沉浸在走進新時代的激情與狂喜中，充滿了對共產主義的美好憧憬，也承受著歷史的曲折帶來的創痛與困惑。頌歌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不容置疑，那些頌歌發自勞動人民的真心，節日狂歡般的高潮一浪高過一浪，在中國文學的陣地上，理想主義的偉大旗幟高高飄揚，驚天動地。就在這時，十年文革接踵而至。中國式的理想主義發生了深刻變化。一個鮮明的標志是理想主義的轉型分化。頌歌與狂歡的文學依然進行，我們姑且稱之為“地上理想主義”，這是一種統一的、整齊的、氣吞山河的大合唱，可以一夜之間馳騁中華所向披靡。卡希爾在《藝術在文化哲學中的地位》中說：“我們所有的人都模糊而朦朧地感到生活具有的無限的潛在的可能，它們默默地等待著被從蟄伏狀態中喚起而進入意識的明亮而強烈的光照之中。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強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藝術之優劣的尺度。”(注2)。改天換地的政治熱情固然偉大，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文學作為獨立的話語宇宙，僅僅傳遞政治的號角，是遠遠不能承擔“再造一個世界”的神圣使命的，而且，也安撫不了蕓蕓眾生平庸生命中的恐慌與焦慮。那被我們每個人隱約感覺到的無限的潛在的可能在哪里？一部分知識精英與文學先驅把他們的眼光轉向了生活的深處，開啟了全新的視野，開始思考探尋生命的本質意義。他們轉入“地下”，逃離了喧嘩，置身于絕對孤獨，在地層深處獨立思考，廣泛閱讀，把思想和情感觸須伸向可以企達的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提煉著對世界的觀察能力和領悟能力。無論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少女之心》(表面上看來后者完全沒有資格與前者相提并論)，還是作為思想先驅的一批青年作者的朦朧詩，甚至包括那些激進文化青年的讀書筆記與隨想錄，都無疑表明了文學的深度轉移已經開始。這次轉移以思想解放與藝術開放為特征為使命。仍以《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為例。這是兩個反差極大的文本，前者以中國現實歷史的坎坷進程為線索，來編織知識分子的國家命運和浪漫愛情 ，讓讀者耳目一新；后者卻可以當作純粹的性愛讀本，以空前的勇敢坦率地宣泄了人們心中深深囚困的情色風景與生理渴求。有趣的是，這兩個文本的傳播水平可以說是不相上下，當然，后者的傳播渠道更為隱蔽，名聲的級別也不可能登大雅之堂，但它在地下的迅速蔓延至少證明了謝有順在《真實在折磨著我們》中說過的那句話是多么意味深長：“體驗上內在的誠實，是真實的主要依據。”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一場新的文學革命的開始也許是笨拙、柔弱、胡亂不起眼的，但文學作為人類最重要的生存工具，它永遠不會僅僅滿足于開采指定區域和已知區域，對它來說，探索外在生活和內在生命的每一個未知領域才是驅動它行動的動力源泉。“地下理想主義”就這樣開啟了中國當代文學革命的新紀元。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漸漸顯出了它的輪廓：在漢語學校里接受正規系統的應試教育的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化人正在成長，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最終成了作家，他們的作品匯入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浩瀚海洋，他們改寫了中國文學的氣質風貌，他們參與構建的中國當代多民族文學共同體的清晰身軀終于浮出了歷史的水面。

　　中華民族的文學是多民族文學的共同體，這個判斷的真實意思是：我們決定推翻已經習慣了的1＋55＝56的固定等式，而將新等式表述為56＝1。以費孝通先生為排頭兵的多位博大精深的專家學者以大量精彩的專著和論文對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作過科學描述與嚴實論證，可以看出，雖然在漫長歷史進程中漢族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之間一直有一道無形的“萬里長城”分割出相對隔絕的兩個世界，但這改變不了多民族人民相互依存、多民族文化相互習染、多民族文學相互糾纏的歷史事實。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啟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起點，在各民族完全平等、置身于國家高度整一懷抱、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前提之下，文化整合效應持續發揮作用，國家政體的強大功能使中國文學實體得以重構，漢文學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同化在潛移默化中進行，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文學一邊自覺地納入國家文學范疇，一邊主動地改寫著國家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參與了國家文化資源的整合利用、歷史記憶的共享、表現方法與手段的雜糅創新、對相對發展滯后的少數民族文學的政策扶持與人才培養等一系列文學實踐活動，創建了活力充盈、發力強勁、魅力新異、潛力十足的動態發展系統——中國當代多民族文學共同體。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對其進行描摹。

　　1、它所展示的生存方式的多樣性——也就是學者們所稱道的“各美其美。”佤族文學的剛烈勇猛、草原文學的寬厚悲憫、回族文學的自強堅韌隱忍、傣族文學的艷麗柔韌……走出了原始膠著狀態的多民族文學勇敢地融入了作家文學的全球一體化發展趨勢，推動著藝術思維的轉型更新。人群像單個人一樣，有保持紀錄自身完整性的要求，多樣性是完整性的必要前提。“不同的文化模式，具有不同的側重點和傾向性，它們所注意和挖掘的經驗領域不盡相同。社會制度、宗教信仰、政治理想、美學趣味以及物質條件(包括地理和氣候)的差異，必然造成心理結構的不同，從而導致感覺不一”(注3)。每個民族都是一個深淵，一種生存方式的活化石。對占全國人口9%的少數民族人口來說，并不存在一個專門為他們而設的文壇，他們必然選擇與90%的漢族同胞站在同一起跑線，他們必須為“自己”言說，而且在盡力言說，對話空前激烈，言辭空前銳利，沖突異常明顯。當少數民族作家的聲音日益引起世界注目的同時，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千姿百態的魅力正處處開花，百花爭艷，使整個世界耳目一新，使他者對中國刮目相看，認識效應與情感效應大大加強，使中國文學真正成為了不容忽視的風景。這是單一民族的文學永遠制造不出的風景線。

　　2、區域文學間的深度糾纏與共生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多民族雜居地的文化特色。小聚居大雜居的格局歷史悠久，在生活中，各族人民相互依存，風俗習性相互感染，甚至產生深刻的情感認同。納西族史詩《創世紀》的結尾，歷盡磨難的人類始祖生下的三個啞巴兒子終于開口說話，一個說的是納西語，另一個說的是白族語，還有一個說的是藏語。同父同母的三兄弟從此成為三個民族的始祖，三個民族的血親認同卻作為情感印跡永遠傳存下來(注4)。在多民族聚居地，作家們非常講究話語策略，萬物有靈的世界觀使他們懂得與他人他物共存的必要性，保存著對一切生命的敬畏。充分尊重與充分交織發展的結果使那些地域關系親近的少數民族的文學的根須在地下纏繞糾結，有時甚至難分彼此。

　　3、文化品質的異質并存性——多元文化的發展必然顯現多種聲音，就像十指不一般齊，民族文學的發展也參差不齊。文化沒有高低之分，但文化品質卻存在差異。每個民族完全平等，但每種文化在國家文化中的位置、權重、份額、影響力卻各不相同。文化憑借特殊的品質展現自身，參與博弈，我行我素，各有千秋，就像一場交響樂演奏，缺了誰都不行。奇妙的是，各具風騷的多民族文學在混聲合唱中營建了國家文學的整體性。

　　4、作品風貌的豐富性——表現為文本的千姿百態。公正而言，進入評論家視野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好比滄海一粟，原因有多種：評論家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有意無意的忽略；少數民族作家對文學市場的不經意態度；期刊編輯的審美偏見；地方刊物沒機會登大雅之堂的客觀現實……。我們先來看一首某彝族詩人在地方刊物發表的詩歌《牧羊曲》：

　　我看見一只羊打敗另一只羊

　　我身上父親的部分就會傻笑

　　我看見一只羊被另一只羊打敗

　　我身上母親的部分就會痛

　　不斷的傻笑不斷的痛

　　我就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很難形容這首詩帶給我的巨大震撼。相信所有讀者在讀到它的時候都獲得了一種久違了的深刻感動與新奇享受。樸實簡單的話語，僅僅六行的篇幅，卻制造了蓄積著無限能量的審美空間，具備了詩歌必須具備的一切優點，以至于讀者每一遍讀它都有無窮的回味。它的主題像一顆不斷膨脹的碩大內核，用它歌謠體的反復吟誦的力量盡情拍打沖刷，以至于你最終感到它像海嘯一樣鋪天蓋地襲來，淹沒了一切，只剩下那個最具哲學意味的本質追問。存在是什么啊，就是矛盾，就是不知所從，就是慈悲與殘暴，就是取與不取的抉擇，就是得與失，就是反諷與自嘲。“一個在沖突的深度和廣度上達到人生體驗極限的故事必須依循以下模式來進展：這一模式必須包含相反價值、矛盾價值和否定之否定價值”(注5)。“如果一個故事沒有達到負面之負面，它也許會給觀眾帶來一種滿足感，但它絕不可能輝煌，更無從變得崇高”(注6)。它其中已經有一個故事了，而且是關于每個人的故事，它像一群漫游于草原的羊一樣漫不經心地游走在負面與負面之負面，驚醒我們，不露痕跡地抵達了表達之極限。這就是中國當代文學在民間被遮蔽的真實，大量真相就這樣遠離各種文學史的經緯脈絡，好像它們從沒存在過一樣。我不禁要發問：與國家最高級別期刊上發表的“第一流詩歌經典之作”相比，這首由不起眼的作者寫就的詩作究竟入不入流？它是在它們之上還是之下？我覺得有良知的學者面對這樣的作品，都應該心生負罪內疚之感。 到了我們必須深刻反思該為這些基層作者真正做些什么的時候了，如果任由這樣的作者和作品埋沒民間自己卻無動于衷，我們就是文學事業的罪人。再說，僅僅就我們視野所及的作家作品就對中國文學的現實狀況作種種論斷，豈不是有井底之蛙的胡亂呱呱之嫌？

　　5、觀察、體驗、表達方式的博大性與包容性——感知的獨特、集體無意識積淀的支配作用、群體習慣性心理態勢、作家個體的復雜個性、人性的深淵性、不同世界觀與價值觀的對話性、世界自身的矛盾性匯聚成人類藝術精神的無邊海洋，組建了規模空前、潛力無限的文學市場。在這個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舞臺上，作家憑借他的獨創性而立足。“文學作品不是尋求差異性的，而是追求普遍共同的東西。如果文學沒有這樣的東西，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文學是尋找人類普遍共鳴的”(注7)。文學的人類性，就是它的整體性，它的本質性，它的通感與共鳴性。“少數族裔文學的創造性、合法性、批判性與審美力量，是文學文本的產生之源(傳統、民俗、文化、理念、生活、作者等等)、文本空間的自身呈現(情節、線索、結構、語言、修辭等等)、以及接受者的多重消費形式(解讀、品鑒、批評、闡發、詮釋等等)等諸方合力的結果。身處于社會結構、文學體制、教育系統、知識體系的場域之中，少數族裔文學建立了自己的場域；在文本內部，也樹立了另類的空間形式；而從流通、傳播與闡釋層面來說，也有著多元性的空間”(注8)。這段話語精準闡述了少數民族文學表達空間的無限性和巨大無比的包容性。在整體中，其活性正在顯現，蘊藏著無限發展潛力。在各民族作家創作成就交互累積、相互托舉的互動進程中，一批作家作品已經進入世界視野，藏族詩人群、彝族詩人群等文學現象已經引起世界注目，對極少數金字塔尖上的民族文學精英來說，他們是被推舉的產物；在力學結構中，他們之下的部分不可或缺，他們是被托舉起的風景。少數民族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貢獻將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可，我們對此應有充分信心。

　　6、文學價值的鮮活性與互補性——驚詫地發現不同的“我”；驚喜地發現又一個“我”。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筆下有一些特殊的藝術質感是漢族作家筆下所沒有的，少數民族作家筆下的神性來自大自然天孕地育產生的恒久信仰，一種與自然合而為一的整體意識，一種與自然親昵嬉戲的“寵兒”情趣，一種對萬事萬物的敬畏與憐惜。少數民族作家筆下的詩性來自異常柔軟的浪漫想象力的任意馳騁，對民間文化與血緣故土的依賴與熱愛，對生存神秘性的咀嚼與感恩，族群成員之間的生死與共之愛，以及對生活樸素自然的坦蕩胸懷。少數民族作家筆下的魔性來自民族生活本身的神秘性，個人內心話語的深沉性與豐富性，想象的特異性，每個民族傳統藝術思維與藝術技巧的獨一無二性，情感表達的非常性。少數民族作家筆下的靈性來自地域的熏染，人與自然對話的私密性，獨特的民族性格與感覺方式，非凡的時空觀念與生命意識。少數民族作家筆下的野性作為無比珍貴的審美元素灌注于作家筆下的生活場景，鑄造了與主流文學迥異的美學風格。這些寶貴的稟賦孕育著中國文學實現世界性突破的強大潛能。梅洛龐蒂的一段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語言與他者在文學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是人的鏡子。至于鏡子，它是具有普遍魔力的工具，它把事物變 　成景象，把景象變成事物，把自我變成他人，把他人變成自我。”(注9)

　　7、審美趨勢的多樣性——文學市場造就了不同的讀者群，文學將盡力滿足人類對美學的多樣化追求。 吉爾。德勒茲闡述道：“他人，就是包含可能性的存在。語言，就是可能性如此這般的實現。我，就是許多可能性的發展。解釋，就是可能性在現實中的實現過程。”(注10)。張頤武總結說：“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已經發生了極為深刻的改變，而它在全球華語文學中的中心位置也已經得到了確認。中國文學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結構性的要素，而不再是一個時間滯后和空間特異的‘邊緣’存在；它已經不再是巨大的被忽略的寫作，而是一個全球性文學的跨語言和跨文化閱讀的必要‘構成’，是所謂‘世界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注11)。文學市場的多走向促成了作家隊伍的分化，不同的價值選擇與位置選擇導致了不同人群是審美需求都能得到對應性滿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將成為世界文學最搶眼的景觀。

　　8、動力系統的異常活躍性——矛盾的多個源點輻射強烈，運動激烈。比如獎勵機制。獲獎會成為最重要的權重系數，類似于一個政治尺度。政治公平必然體現為文化公平，但有時候難免會制造更大的不公平，比如施舍性、照顧性地給予獎項，顯示了國家政治的威信，卻給那些踏實努力、勤奮寫作、成就高于得獎者的作家們造成了挫傷。必須看到一個事實：一些優秀的少數民族優秀作家正是在評論家的冷眼和社會評價的不公之下發憤圖強寫出拳頭作品的。又比如在全球文學市場形成之后，一切都納入了生產——消費的軌道運行中，精神的消費需求必然促使生產環節包含一些扭曲的非正常非意愿的生產，導致作家們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中國文學在矛盾中發展進步，風景一步一換。

　　9、最充實的資源——國家文化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共享機制顯現出了豐碩的成果。漢族作家遲子建汲取鄂溫克族生存方式的素材創作出《額爾古納河右岸》，滿族作家老舍以解放前老北京的生活為積淀創作了《駱駝祥子》，苗族作家沈從文用充滿靈氣的筆寫盡了湘西神秘故土的風情魅力，回族作家張承志從母族傳統文化自身挖掘財富汲取營養創作出了《心靈史》，吉狄馬加、扎西達娃、阿來等作家更是廣泛吸取世界各國優秀作品的精華，成長為有國際影響的偉大作家。法國學者利科說：“只有忠于于自己的起源，在藝術、文學、哲學和精神性方面有創造性的一種有生命的文化，才能承受與其他文化的相遇，不僅能承受這種相遇，而且也能給予這種相遇一種意義。當相遇是一種創造性沖動的較量，是一種沖動的較量時，相遇本身精神創造性的。我相信，在一種創造和另一種創造之間即使沒有完全的一致，也有一種共鳴。”(注12)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多民族文學的巨大資源庫正在對我們發出急切召喚。

　　10、最豐富的眼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當代文學大量汲取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營養，尤其是對文學的神性、靈性、魔性、野性等獨特生命力的大力灌注與審美奇觀的傾心塑形，使中國文學給世界帶來了全新的吸引力。如果沒有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文學的深刻混血，如果沒有對少數民族文學神韻之美的捕捉吸收，中國文學要達到今天的審美高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11、最遼遠的包容——跨越宗教信仰的界限，敬意與蔑視同時抵達，同構生命的本質。占據寫作者才具有的那個制高點，必須讓靈魂足夠大，大到無所不包。陳曉明意味深長地說：“‘邊緣文化’構成了現代藝術生長的精神環境，‘邊緣地帶’劃下了現代藝術國度存在的地平線；‘邊緣精神’確定了現代藝術的精神內核。”(注13)。

　　12、最沉著的氣度——中國文學正在顯示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大氣沉穩，內功深斂，以求厚積薄發。

　　13、最生動的身姿——多元文學把“所有的美集中在一個對象身上”，美無止境，讀者無法厭倦。這是單一文學永遠無力打造的審美風景。

　　14、最優越的參照系結構——“多民族文學為我墊背，全世界文學盡我所用”，這就是中國文學目前的發展局勢和多民族文學發展的長足前景。

　　15、最新穎的語言——特別要強調少數民族作家對創建新漢語的卓越貢獻。

　　16、最強大的發展實力——全球視野下中國文學的定位機動性很強，變數較大，但走國際接軌的道路、走向世界文壇的大平臺獲取話語權、擴大文學影響力是必然趨勢。我們必須用作為民族個體、作為國家文學的一員、作為世界文學范例三個尺度去衡量中國文學的價值。我個人認為，除了天馬行空的文本風格外，莫言獲獎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作品中常常按捺不住要流露的“老子天下第一”(對自我生命的尊重)和民間底層蕓蕓眾生“窮歡樂”的生命狂歡態度(代表著最健康的生存意識和以苦為樂的人生態度)，世上任何民族都需要這些東西。確實，在當今世界，任何唯一的選擇都難免偏執，單一文化的聲音說服力總是不免單調孱弱，雖然可以自圓其說，卻有點孤芳自賞的意味。在莫言作為漢文化的、中國廣大民間的聲音獲獎后，可以預言，下一位被世界認可的偉大中國作家及其作品必然誕生于多民族文化區域，它是多元文化的聲音，雜合的聲音，充滿多聲部多沖突卻奇妙和諧的聲音，這個在博采眾長后像交響樂團合力演奏的無與倫比的聲音將震驚世界。

　　注釋

　　(1) 帕斯卡爾·卡薩諾瓦：《文學作為一個世界》，左岸文化網2012年10月22日
　　(2) 轉引自溫華選編的魯迅文學院內部教材《文學的盛宴》第31頁
　　(3) 曹文軒著《第二世界》第77頁，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
　　(4) 參閱納西族東巴經之創世史詩《創世紀》
　　(5) 《故事》第374頁，麥基著，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年8月
　　(6) 《故事》第387頁，麥基著，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年8月
　　(7) 時代周報2009年4月9日，《我從來不取悅讀者》，作者阿來
　　(8) 《中國少數族裔文學的空間話語》，劉大先著，《民族文學研究》2011年5期
　　(9) 梅洛。龐蒂語，《語言  身體  他者》第279頁，楊大春著，三聯書店2007年11月第一版
　　(10) 吉爾. 德勒茲《米歇爾。圖尼埃與沒有他人的世界》，《當代外國文學》1995年3期
　　(11) 張頤武《在新的起點思考新的價值》，《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10年3期，總第197期
　　(12) 利科《歷史與真理》，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6月，第286頁
　　(13)陳曉明《審美的激變》，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