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艷玉：論王躍文中篇《漫水》話語資本建構

　　《漫水》余公公為何擁有絕對話語權？其話語資本包括哪些？話語權體現什么樣的價值觀？塑造此話語權形象目的何在？話語權就是說話權，即控制輿論的權力。福柯的權力理論認為權力產生話語，并通過話語運作。話語權掌握在誰手里，決定了社會輿論的走向。話語傳遞說話人隱喻的思想價值觀和相關的文化背景。《漫水》掌握話語權的是余公公；話語權匱乏者是強坨 ，他之既成匱乏原因也是匱乏的犧牲品。【1】當代小說從尋根文學開始作家就選擇了在小說歷史敘事中展現家族村落的興衰榮枯或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從而實現“從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從宏觀到微觀，從顯性政治學到潛在存在論的轉變”。【2】《漫水》余公公話語權指涉文化、經濟、道德等多種話語資本建構，并接近一種類似復調的敘述策略，最終導向仁義禮智信等文化正能量及宗教哲學的形而上追索，或許暗暗昭示作家回歸傳統傾向？

　　余公公話語權言說的文化資本可追溯到儒家的讀書種田觀念，因三個兒女讀書成才移民異國他鄉遂成為村人艷羨對象。其堂弟媳慧娘娘多次為自己兒孫讀書不中用落得家庭破裂、四處打工而黯然神傷。余公公擁有話語權仰仗的文化資本是個很重要的砝碼，其讀書觀念亦折射出作家隱藏的知識經濟意識。文化資本唱戲需要經濟基礎搭臺。話語權掌握在擁有經濟權的人手里似乎是一個真理。小說開頭以說書人腔調娓娓道來“好屋有好瓦角”，好瓦角引出木屋主人木匠高手余公公。小說中的田園和住宅不僅僅是一種地理景觀，它也是一種可以解讀的“文本”。大凡想到李順大造屋就不難理解好木屋的象征意義，它是余公公當年經濟勢力的歷史見證。同樣是沒有兒女準備老屋，為什么村人就不罵余公公兒女們不孝呢？而發生在強坨身上，他就成為千夫所指的不孝之子？余公公兒女們不準備老屋，不等于沒有經濟實力。深化改革后鄉土空間發生巨變，木屋不斷被磚瓦洋樓取代。強坨自己新屋樹不好妄說割老屋給父母了。說到底是有沒有錢的問題而非是否準備了老屋的問題。余公公不愁沒新屋住，倒是他想不想住：“哪個稀罕磚屋？哪有住木屋舒服？”言語透露出一種傲然不屑。優越家庭經濟基礎，間接為余公公晚年人生留下諸多揮灑空間，為其慷慨行善，贏得人心，掌管公共話語權奠定基礎。

　　經濟資本或金錢這只“看不見的手”卻暗暗操縱強坨父子和慧娘娘命運。強坨父子命運驚人相似。慧公公解放前窮得娶妓女回家。作家幽默道“懶人自有懶人福”，但經不起仔細推敲。試想想20世紀50年代初再怎么開放把妓女領回家當老婆可不是什么有臉面的事！何況婚姻和樹屋一樣在大湘西農村被視為家庭大事豈可馬馬虎虎？！窮人的婚姻只能將就。強坨媳婦最終跟了別的男人；父母老屋也準備不起，原因還是一個“窮” 字。窮人的經濟弱勢還意味著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機會。強坨兒女十五六歲未成年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母親慧娘娘也有病。村人“大不孝”帽子扣到強坨身上，慧娘娘居然認同村人評價。大不孝潛在話語依然指向經濟資本。俗話說，無債一身輕；佛教中也有“債”和“還債”之說。余公公越慷慨借債賒債，強坨母女越不心安。金錢的溫情反而強化余公公不自知的經濟資本優越感和無形的壓迫感。強坨正因為“窮得不孝”，只好去偷。賣龍頭杠或許是為了捍衛人該有的尊嚴底線。漫水民俗正月十三可隨意偷菜，該民俗一箭雙雕印證經濟資本的特殊地位；同時又反證漫水民風淳樸源遠流長。村人“懲惡揚善”之舉終究喚醒了強坨的良知和懺悔，人性失而復得，看似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但經濟重壓下導致的人性扭曲與倫理變異依然令人震驚，王躍文書寫不顯山露水，卻舉重若輕地抵達了人性挖掘的深度。

　　經濟資本或經濟話語權擁有與否直接關系到主人公命運走向。主人公命運對比不難得出結論：不讀書，只能賣苦力，窮困，遭人鄙視，在地方抬不起頭，沒有話語權；讀好書，就能出人頭地，經濟優裕，照顧家庭，光宗耀祖，擁有頂禮膜拜的話語權。經濟資本獲得與否左右文化資本獲得與否；經濟資本又演變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有話語權的重要判斷準繩。余公公一家是其中受益者，強坨一家是其中受傷者。

　　話語權作為一種潛在的現實權力，更多程度上體現的是一種社會關系。饒舌婦秋玉婆散布流言，綠干部譏笑慧娘娘出身，余公公親自剿殺其負面話語權。“綠干部”被慧公公報復；但只要在余公公這里“備案”，則萬事無憂。余公公沒有世俗的官員身份，卻坐擁類似于過去湘西地方自治最高統治者寨老、土司等權力；或類似于福柯權力話語中的“規訓權力”。基層行政力量村主任、書記缺席；官員唯一代表“綠干部”甚至成為余公公教訓、取笑對象。強坨偷賣龍頭杠，余公公赦免其家法伺候，但也行使了道德教化的權力。余公公知道哪些行為是合式的，符合族規舊禮。其實一個人擁有多少經濟財富，并不代表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他對合法文化亦即高雅文化的鑒賞能力，才是他階級地位的最佳說明。余公公對宗族文化恪守才是他話語權擁有之核心。

　　從良的妓女勝仙女，雖是引用古話，但這句話出自余公公之口也就擁有不一樣的話語權！話語權開啟了某種現代意識。慧娘娘識文斷字，會接生，能妝尸，懂音樂，她再漂亮能干有文化，就她曾經從事的古老職業就理應受到的輿論唾棄。同樣是妓女面對家法族規，《白鹿原》中田小娥被白嘉軒施以鎮妖法事。而余公公把人當做人的現代意識巧妙消解了慧娘娘的道德原罪，其法外權力資本也讓渡慧娘娘后半生平安幸福。余公公用禮法族規加上他的仁義善良贏得族人擁戴；又用他現代意識得到外鄉人尊重；還用他的人格魅力使得強坨迷途知返，秋玉婆適而可止等，可謂一網打盡他身邊社會關系。小說把傳統文化和現代意識調和成理想人格化身的余公公，強坨的改惡從善為其重生帶來契機，是否預示消費時代人性物化的終結可能？藝術的社會意義正在于此：它不停地陶冶時代的靈魂，憑借魔力召喚出這個時代最缺乏的形式。藝術家得不到滿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無意識深處的原始意象，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補償了我們今天的片面匱乏。【4】

　　語言生成的過程也是思想生成的過程；思想滲透在語言中，尋找語言即是對思想的尋找。大湘西的漫水屬于典型的楚巫文化之地，佛道淡泊寧靜生死豁達思想對漫水人影響很深。漫水人言談不避生死淡泊名利。“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喊自己去”；“爭贏了又算老幾？都要到太平垴去的”。即使人老孤獨，也是淡淡的憂愁，“人老了，說冗話”；“一人吃飽全家不餓”。認同人蟲一生，命運同理；瓜熟蒂落，死后回歸自然。鄉土現代化木匠余公公幾乎失業他卻不以為然，唯一遺憾是法事圣器千年不腐的龍頭杠非自己所雕。作家對這個“遺憾”采用了隱性預敘方式，當真龍頭杠后來被偷，77歲高齡的余公公馬上另做了一個更好的，照應了預敘的“遺憾”。還有“種地是種臉面，地種的不好見不得人”！因為“要臉面，所以事事都做得好”！這樣一個爭強好勝的人甘心失業嗎？不像《遠處的伐木聲》老桂木匠忙著收徒弟傳授看家本領；也迥異于《秦腔》的文化挽歌格調。余公公根本不考慮木匠衣缽是否有傳人，也無手藝無處傳承的困惑失落，少了一份憂慮多了一份佛道的淡泊隨性得失隨緣，其話語權言說升華為一種宗教意識，照亮了通向極致的修性路途。

　　占盡經濟文化道德資本擁有絕對話語權的余公公還有什么不滿足？其孤獨感又從何而來？幾處細節可見作家龍蛇之筆。一是年年準備的團年臘肉送不出去；二是兒女們派來的安慰團隊。小說交代漫水人家家養狗，余公公所論“狗道”影射的不都是“人道”嗎？小說還有兩處復調敘述：初九母親病重以死相逼不準余公公參軍和初十慧老弟引慧娘娘回家。核心意象“家”反復出現，“對自己話語重復以至于使人喪失了對現實語境的起碼判斷；重復的過程中人的機械化得以彰顯”。【3】現實空間早已變更，余公公心理時間依然停留在過去某個節點，即意識的延宕。“家”重復敘述表面適用人老記性不好，深層隱寓著對人倫親情的珍視和渴望。在此，經濟資本消失它頤指氣使的霸道，文化資本收斂它高傲俯視的姿態，道德資本收回它的教化特權，有錢的沒錢的會讀書的不會讀書的道德高尚的道德缺失的統統皈依于詩意還鄉的言說中，文本敘述超越話語權消長，洋溢著深切的悲憫情懷。

　　注釋：

　　【1】張首映，《西方二十世紀文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P366.

　　【2】王岳川，《重寫文學史與新歷史精神》，《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6期。

　　【3】趙炎秋，《文學批評實踐教程》，中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P14。

　　【4】榮格，《心理學與文學》，馮川等編譯，北京三聯出版社1987年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