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林夏:沒有好書，出版富貴有何意義

何林夏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

　　“出版行業不管收購也好，擴張也罷，或是做強做大，歸根到底要落到產品上有好書。做得很大，年產值多少，年利潤多少，沒有好書，這種富貴對出版行業的意義何在呢？”

　　開啟民智，傳承文明，奉獻好書(內容)，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始終不渝的出版追求。

　　今天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像是在看出版的一個傳奇。1986年才成立；地處小城桂林，人才和地域均不占優；背靠的廣西師范大學也沒有可以讓出版社強勢發展的學術文化資源，然而，至今名動天下，成為思想文化學術出領域的旗幟出版社，同時，其出版規模達到年6億多碼洋。看看它的作者吧，錢穆、唐君毅、牟宗三、薩孟武、何炳松、何炳棣、勞思光、杜維明、李歐梵、黃仁宇、許倬云、余英時、白先勇、 王爾敏、孫隆基、傅斯年、錢存訓、木心、梁羽生、朱光潛、王世襄、葉瀾、陳丹青、錢理群、李澤厚、韋伯、房龍、紀德、雅 爾卡、尼爾·波茲曼、瓦爾特·本雅明……幾乎每一位讀書人都可以列出手邊正在閱讀的廣西師大版的好書，其社會影響力之大，早已比肩三聯、商務等百年老店。

　　若熟知廣西師大社的發展歷程，則更為這家出版社心折。1986年初創，為解決生存問題，廣西師大社選擇進入教輔出版。至今，還有老員工經常回憶起那段艱難歲月：“出差坐硬臥(硬座的椅子底下臥倒)，1996年之前，社長到北京出差都住地下室。”到1998年，十年耕耘，廣西師大社在教輔出版中聲名鵲起，成為“教輔新六家”之一，進入到國內教育教輔圖書的前十。完成原始積累，不再為生存發愁后，廣西師大社毅然調整出版方向，將全部積累資金投入到思想文化人文學術出版，肩負起大學出版的學術文化出版使命。

　　出版市場化大潮襲來，沒有教材出版支撐的廣西師大社“為了生存和發展去市場上打拼，掙了錢來做好書”。當記者問及大學社如何一方面既肩負學術文化出版的使命，一方面實現較快的發展和擴張時，輕易不透露個人情緒的廣西師大社社長何林夏用了“勉為其難”來回答，然而，他說，不管出版風向如何刮，廣西師大社“開啟民智，傳承文明”的出版宗旨始終不會動搖。

　　什么造就了廣西師大社的發展？低調的廣西師大社人往往回答：“學校對出版社的發展歷來采取大力支持的態度，幾任領導皆是如此。”然而，細細梳理廣西師大社的發展道路，我們不能不為廣西師大社人的膽識、勇氣和魄力而擊節贊嘆。

　　早在1998年，廣西師大社人就意識到，想做好學術人文，就要擺脫偏居一隅的格局，尋求在自身體外的發展。現在，國家鼓勵出版社跨地域跨領域發展，但當時，國家條例是禁止出版社異地發展的。而1999年，廣西師大社不但啟動了面向社會公開吸納新員工，啟動了跨地域發展，同時還啟動了廣西師大出版社十五規劃和未來十年發展規劃的制定。這份由湘財證券做的方案，是按照上市公司的模式和框架——即作為一個上市公司需要有幾個子公司，每個子公司的盈利要達到多少最后才能上市——來做的。當時規劃了出版社圖書出版學術、人文、外語、教育、期刊五大出版板塊的業務，也規劃了出版社跨地域發展戰略，在北京、上海、廣州、南寧、南京五地設立分公司。由此，廣西師大社完成了從單一的教育類出版社成長為一個綜合性的出版社，從一個單體的出版社成長為一個跨地域跨領域發展的出版集團的過程，并探索出了一條適合廣西師大出版社發展的基本模式，廣西師大社人自己的概括是“內涵發展，自我裂變”，而媒體稱之為“廣西師大模式”。

　　要做好出版，就不能不研究整體的出版形勢和市場形勢。在何林夏看來，對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來說，壓力來自于集團化、數字化和資本化的挑戰。現在，國內各種出版傳媒集團一共是120家，面對集團的時候，因為行政級別比較低，政府行政資源較少，大學社感受到了一定的壓力。當然，大學出版社的學術資源和人才資源占優，但是，現在所有的高校出版社都推向市場了，而學術出版離市場有一定的距離，則集團化對大學出版社的市場發展就有影響；而數字化需要巨額資金的支撐，對大學出版社來說也是壓力很大。前述120家出版傳媒集團中，有49家在國內外上市，上市之后就并購，越做越大，學術出版生存和發展的壓力很大。

　　無論如何，在以市場化為主要指征的出版巨變時代，大學社在“后改制時代”的發展模式成為大學出版人的關注焦點。早在幾年前，何林夏就提出了大學出版社的三個發展方向：第一，像國外的大學出版社一樣，就是為高校的教學科研服務；第二，有基教教材的出版社，可以大膽參與市場競爭；第三，依靠自己背靠的大學的資源，在轉企改制面對市場后，走一條專精優特的發展道路。

　　“大多數出版社都會有以上的選擇，但廣西師大社三種模式都靠不上。”何林夏分析：“第一，這么多年，在各級領導的培養下，我們做得這么大，回不到三五十個人、為本校教學科研服務的道路上去了；參與市場競爭，又沒有教材；第三，背靠的大學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我們走專精優特的道路，怎么辦？”

　　對此，廣西師大社人的回答是：“我們只好孤注一擲，背水一戰。根據自己對市場資源的整合，對市場的探索，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生存和發展的點位。小地方的出版社能力有限，只能開展多種經營，走多元發展的道路，用多元發展的利潤來支撐出版主業。讓出版社逐步向專業出版的方向發展。”

　　比如，廣西師大社現在正在探索的教育培訓，旅游，房地產，玉石和工藝品、收藏品經營等。但是，多元發展中，廣西師大社有自己堅守的原則。第一，走多元發展之路，必須是出版社已有資源上的生長，而不是空穴來風。“我們背靠大學，可以做教育培訓；背靠桂林，可以探索旅游；我們自己有300畝地，可以探討房地產；桂林有雞血玉，可以探討雞血玉的經營。”第二，多元發展一定要保證出版主業的安全，不能危及主業。“如果我們把所有優秀的人才，包括資金都放在多元發展上了，那就不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了”。第三，多元發展的利潤一定要返回出版主業，多元發展是手段而非目的。“我們的主業做大是不容易，但做好是可以的。”何林夏謙遜地說。

　　盡管早在1999年，湘財證券就為廣西師大社按照上市公司的模式制定規劃；早在2005年，李嘉誠旗下的tom.com集團就想投資并推動廣西師大社整體上市，然而，幾經談判，廣西師大社謝絕了tom.com的上市邀請。

　　為什么？“我們認為，作為創意產業，出版行業的宗旨就是開啟民智、傳承文明，對社會的貢獻是社會影響力，而不是經濟效益，不是GDP。所以，從出版產業的本質和出版產業未來發展來看，廣西師大社沒有辦法滿足投資者和股民對投資回報率，以及對投資回報率的增長率的要求。” 

　　在何林夏看來，出版行業不管收購也好，擴張也罷，或是做強做大，歸根到底要落到產品上有好書，“這才是最重要的。做得很大，年產值多少，年利潤多少，沒有好書，這種富貴對出版行業的意義何在呢？”尤其是，當上市后，有足夠資金去做超出市場規律的事情時，對行業是一種災難。第一，收購了人才，提高了整個行業的價格，但這個價格其實是一種投資，投資是要收回成本的；第二，要把圖書產品要做好，則產品要巨額投入，比如高版稅，找最好的設計師，用最好的紙張，大機器印制，但是價格還是要按照市場價格來定，但在中國目前教育水平、閱讀習慣、購買能力低下的情況下，投入了這么多人力成本和前期成本做出來的書，能夠通過銷售來收回成本的，寥寥可數。

　　“大學出版社與一般的商業出版社和社會出版社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宗旨和使命不一樣。”這是何林夏的判斷。在何林夏看來，大學出版社就是為學術服務的，然而，他不諱言，大學出版社的發展道路肯定會更加艱難。“一方面它要參與市場競爭，另一方面，又要做好學術出版。學術出版不是盈利出版，也不是商業出版，主要是為社會做積累。”

　　顯然，現在對出版社的考核指標中，經濟指標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好書又是以評獎來作為標準的，雖然評獎只是衡量好書的一個途徑。究竟好書的標準是什么？何林夏看來，出版對社會的貢獻就是社會影響力。那么，如何評價社會影響力？他給出了自己的標準：“行業里口耳相傳；給社會傳遞正能量，影響社會的，就是好書。”他呼吁，希望主管部門早日出臺對出版社的分類指導和考核。當然，不管再艱難，“在學術史上有所留痕”是廣西師大社人始終不渝的出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