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間性意識

　　兒童文學是在童年視域里與世界對話的藝術創造過程。在童年價值中心確立的基本前提下，從理論上講，兒童文學的審美視野可以擴展滲透到世界的任一角落。自然地理、人文地域、社會背景對兒童文學的形態影響至深，因為它們是處身其中的兒童文學發生的具體交往對象。中國西部兒童文學在童年價值視野上除去與東部兒童文學具有一些共通性的觀照外，源于其“西部”的根性身份，它表現出了具有鮮明西部特質的藝術交往對話特征，其精神核心體現在一種堅實的平民立場，它更傾向于關注普通人，乃至底層人民的人生發展，這種價值中心強化了西部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深化了其批判反思的思想功能。

　　第一節 汪曉軍：間性的童年寫作

　　甘肅作家汪曉軍始終在一種“之間”的思路中展開他的兒童文學寫作。這奠定了他童年寫作深刻的間性意識。二十多年來他堅守兒童本位，探新創作了多種文體的優秀作品，在西部兒童文學作家群中是獨樹一幟的。整體追尋其創作脈絡，清理分析不同階段其間性意識的具體內涵及表現形態，有助于展露這位作家藝術思想的形成及發展過程，進而肯定并彰顯其審美理想的重要價值。

　　一、童真視野——人與人之間

　　汪曉軍懷著對生活的誠意與對童年生命的敬意開始步入兒童文學殿堂，1989年出版的《霸大王的故事》是他前期創作的代表之作。在童真視野下透視探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現點滴事件與細節的生活意義，用樸實平凡的力量感動他者，是《霸大王的故事》的基本思路。這是一種平和、不張揚、踏踏實實的寫作路數，但素樸的姿態中其實飽蘊著這位年輕兒童文學人對藝術、生活、孩子的虔敬之心。他努力做生活的發現者、思考者，一點點累積醞釀屬兒童文學視維的人的內在情感，精心用故事結構去再現生活，更多意旨在開掘現實存在中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文學理想與生活目標在此是同一的。

　　這一范式的作品較少藝術雕琢的痕跡，作家的書寫流暢自然，結構簡單清新，以具體生活畫面入題，人物線條明晰，故事多直線推進，完全吻合兒童文學文學性的一般要求。汪曉軍早期的寫作即已體現出很強的用藝術照亮生活與思想的能力，這根本上體現出的是他對人與人、人的價值尊嚴、童真生命的態度。在汪曉軍質樸的價值視野內，生命理應是平等的，不能按照外在的生活境遇分出高低貴賤，可是這與人們慣常觀念中人與人存在的距離是對抗的。汪曉軍不入主流的觀點力量是單薄的嗎？他作品內在的堅定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他反復在多個層面固持自己的信仰，用童真與真誠朗照俗世。

　　孩子毫無疑問是汪曉軍創作的視界中心。他執著的是在平凡的孩子與普通的事件中映現閃光的童真。《賣冰棍的小女孩》中的“艾艾”被華僑夫婦稱為是“純潔的小天使”，那是因為她可貴的誠實品質，用自己辛勤的勞動幫助父母，堅決不會占有非勞動獲得的金錢。如此一種平實的行為所彰顯的內在精神生命的高貴是真正屬人的。孩子的純粹精神與現實中某些唯利是圖的成人相比是何等的價值懸殊！兒童文學語境挽留的是最本真光輝的人的形象，它最大可能地勘探發現“童年”這一對象為人們所忽略的內在意義。汪曉軍一進入兒童文學在這一點就是自明的。在《彩石路》中，一群調皮的男孩能夠想到揀來河卵石為學校又泥又滑的土路鋪一條彩石路，孩子的幼稚創造的世界是令成人詫異的。汪曉軍深入了這個世界，于是他發現了隨處不在的本真的孩子，他們以單純的眼睛觀看著成人，用點點滴滴默默的行為悄然改變著“約定俗成”的處世方式。《晏艷家樓梯的故事》寫的是常見的鄰居間的誤會，互相的推諉與責怪使得樓梯總是骯臟的。女孩晏艷用自己的勞動告訴給大人一個簡單的道理，和諧的人際關系來自于付出而不是對他人一味的要求，“他人”問題的前提與關節點始終還是“自我”問題。小視點開掘的儼然是深刻的大哲理，汪曉軍在兒童視界內持續打開了一扇扇理解人生的窗口。他努力想告訴世人的是，孩子在身軀上是幼小的，但人格在某種程度上顯然具備著成人難以企及的精神高度。《月上中天》中的寶娃爹為了自家的利益，澆地時封殺了鄰地的水源，但鄰家小孩無私的行為讓他無地自容。甚至我們會發問了，汪曉軍是否有些過于苛刻？為什么他筆下的這些成人如此讓人失望？為什么總是孩子在寬容著這些成人？藝術的再現也許集中強化了生活的真相，讓人難以接受與忍受，其實只要用心反觀生活，汪曉軍的揭示并無夸張，成人世界的真實事相遠超于文本而丑陋。《永遠的微笑》中柳叔叔的尷尬是孩子為他消除的，當柳叔叔在生活中自然視孩子為他者時，其實也就自然將自我樹立為世界的他者了。汪曉軍用簡單的故事告訴我們，如果作為“矮人”的孩子能夠進入成人的視界，如果成人能自覺處理好和孩子的關系，那么他也就能處理好普適意義上世界的一切“之間”的關系了。孩子的目光是純凈的，正因如此的“以己推人”，他們想象中的世界才是美好的，包括大人形象。但是生活必然會將其真實的面目呈現出來。《今天是節日》中的“今天”對孩子楊楠楠來說是絕對的節日，因為她要見到一直通信的大朋友柳叔叔了，可是真實的柳叔叔給她的是絕對的失望，因為他大談特談了捕食企鵝的經過。兒童文學的精神性也許就存在于它對“純凈”的一種捍衛，不止是呈現。汪曉軍深諳此理，在他筆下，孩子的這份純凈不僅為他的獨立主體性而被尊重，而且它一定會以其強大的精神力量干預成人，扭轉不合理現狀。

　　在汪曉軍筆下，孩子與大人、孩子與孩子、大人與大人，都在交往中漸進步入了理性的主體間性關系。《揀煤核的孩子》、《霸大王的故事》、《這一個冬天》都是對孩子世界中強權的呈現。面對童年世界中不和諧的“惡”因子，作家或以孩子的良心發現或反躬自省，或以弱視群體不懼服的抗爭姿態來討回說法，總之，汪曉軍必須要讓偏離者轉入正軌，讓純凈返回童心。平民視野在汪曉軍是非常突出的，農村少年多是他鐘愛的人物，在比較、參照、溝通、理解的方式內他寫出了生長于自然清新大地上的孩子們，比照的另一維度當然是城市孩子。《駝鈴叮咚》、《來了個城里娃》、《清清水灣》等都是這一思路的創作。城與鄉原本只是地緣上的劃分，生命間的融通與共存是必然的，主體間性獲得的必須途徑在互主體性的尊重。因此，怎樣的外在社會身份都無法替代抹煞生命體自身的尊嚴。所以，汪曉軍在《當嘀嘀聲消逝的時候》中，對為“權貴”遮蔽了“純真”的孩子而嘆息，而為那個拒絕勢利，與人實現真交往的孩子而喝彩。而在《標志》中，他想告訴那些在意所謂財富與社會名聲的孩子們，大隊長的“標志”不是膚淺的“地位”，而是高尚的人格。在《郭老先生》中，內在的精神標志是屬于民間的行醫之人的，醫術與醫德都不畏懼權貴。《田媽媽》中卑微的賣花女心地如寒冬盛開的臘梅，帶給人間的只有暖意。精神使生命的清輝恒久彌散于世間，于是后代才有永久的惦念與傳承。

　　二、發現西部，對話生命

　　與西南地區、尤其是云南的自然風光在兒童文學中的充分表達相比，大西北還遠未作為文學材料進入兒童文學。這也說明了“西北”兒童文學的邊緣發展狀況，而汪曉軍在其中屬于觀念前瞻的人物。1990年代以來，在“人與人之間”的主題連續表達的基礎上，汪曉軍開始了藝術審美體驗的突圍，他所感悟思索的事實世界擴延了。“西部”是他身邊的自在存在之物，是一種不可抗衡的力量對他的逼問與呼喚。他的藝術敏銳度，與對生活的赤誠與哲思力，使其不可能忽視拒絕如此對他敞開的存在。因此，立足西北，對西部風光、西部精神作自覺抒寫，便構成其兒童文學寫作文化意識的重要特征之一。這一維度的追求延展了他創作理念中“之間”的一貫思路，以耳目一新的文體形式開掘了兒童文學的一個表現領域，創建了兒童文學的一種精神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