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廣闊空間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

　　中國近代文學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終結和現代文學的開端。在近百年間，伴隨著中國社會、文化急劇從傳統向現代飛躍，中國文學體系也從古典向現代全面轉型。近代中國作家隊伍、讀者群體、文學觀念、創作內涵、形式體制、文學語言、文學傳播方式以及與世界文學的關系，都發生了迥異于古典文學的質的變化。此一深刻變化，促使古典文學走向終點，更開創、主導并規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乃至文學理論的發展方向。直到目前，現、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界所熱烈討論的中國文學現代化、文學的市場化、文學的雅俗之辨，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作家的主體性、揚棄傳統和接受外來影響等問題，均根植於近代文學之中。因此，若欲辨明中國文學的古今演進軌跡，深入研究近代文學這一轉型階段，則至關重要。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四個重要時期。

　　一是學界對晚清民初文學的初步探研時期。“五四”之后到20世紀30年代，胡適撰《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年)、陳子展撰《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1929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1930年)、錢基博撰《現代中國文學史》(1932年)，對中國近代文學的范圍、性質作了探討。盡管稱名各異，三位學者均把清末(從甲午或戊戌算起)到其著史時為止的文學，作為一個文學時期考察；盡管對具體作家的歸屬和評價有所不同，他們均把此期文學分為“古文學”(或“舊文學”)與“新文學”兩大系統；均認為此期文學具有過渡性質。

　　二是中國近代文學史體系的建立時期。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學界根據毛澤東關于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完成了中國近代文學史體系的建構。1957年，教育部所頒《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的第八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文學》，在與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相對的意義上，明確了中國近代文學的斷代地位；其構筑的基本框架為該學科此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季鎮淮撰寫的“近代文學”為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的一編，是此期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最高成就。作者在闡述近代文學時，創造性地提出了“文學潮流”的概念，用不同文學潮流的形成、擴展，來概括近代文學的發展過程；在論述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時，很注意這些作品內容、形式變革的文學意義；盡可能寓褒貶于敘述中；而對有些論述對象創作特征的藝術把握和概括，尤為精辟獨到。作者認為：中國近代文學的歷史是進步文學與腐朽文學對立的歷史；進步文學既繼承了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又有所創新和變化，為五四新文學革命的發生準備了條件，呈現出過渡狀態。這一結論代表了當時學界對中國近代文學的基本認識。

　　三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走向深入時期。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非常活躍：逐步形成了一支研究隊伍；創辦了研究陣地；開始有計劃地、較成規模地搜集整理史料；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專題研究漸趨深入，研究成果數量激增；部分研究者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進行總體思考和重新認識。陳則光撰《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冊(1987年)、任訪秋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史》(1988年)、管林和鐘賢培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1991年)以及郭延禮撰《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1990年－1993年)是此期的代表作。這四部著作均認為，近代文學的主題是反帝反封建，其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明顯的過渡性。與此前近代文學史著相比，作者論述的重點從突出反帝反封建文學轉向較全面地展示各種體裁、流派和作家的創作風貌，從片面注重思想性轉向較全面地把握作品思想意蘊、文化內涵和審美特征；摒棄了單純以階級和政治傾向為標準的批評模式，試圖以求實的科學態度和歷史的、審美的標準評價作家作品；充分肯定資產階級文學革新運動及其創作對中國文學變革的意義；編著體例力求完整、創新。不過，這四部著作雖在論述具體問題時有所深掘，但由于沒有掙脫舊有思維模式的束縛，因而在論述一些重大問題時，并沒有取得突破性成果。

　　四是以“中國文學的近代化”為中心，構建新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研究體系時期。代表性論著是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的《中華文學通史》中第五卷《近現代文學編》(1997年)。此編由王飚主纂。這一新的近代文學史體系要點如下：一、關于文學史的分期，它明確提出：文學史分期只能以文學自身的演變情況為判斷依據。由于中國近、現代文學構成了文學近代化從開始到完成的完整系列，因而應該歸于一編。近代文學的上限則應定在鴉片戰爭前20年，下限則應止于文學革命發難的1917年。二、從近代化的角度審視中國近代歷史和文化，提出了“中國近代歷史雙向運動”的理論：近代中國，一方面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另一方面開始了近代化道路的探索；一方面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不斷發展，另一方面覺醒者以世界先進社會制度為藍本，設計改造社會方案并為之努力奮斗，促使社會發生了一系列近代性變革。這一歷史雙向運動成為文學近代化的社會基礎。三、近代文學乃是一種轉型期的文學，是中國文學體系由古典向現代的全面轉型；中國文學的近代化過程就是“文學體系的全面轉型”過程。四、把近代復雜的文學現象和演變趨勢綜合概括為“新變”和“衰變”兩股發展方向不同的文學潮流。五、取消過去“改良主義文學時期”和“民主革命文學時期”的分段法，將此兩段總括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文學界革命”之內。從20世紀90年代迄今，這一新的體系在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中處于主流地位。

　　最近三年，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頗為興盛：數十位年輕學者成為推動學科發展的主力；一大批研究成果問世；海內外的學術交流走向深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恢復了近代文學研究室，等等。在研究方法上，最重要的現象是：不少學者突破文學研究的傳統模式，將學術關注點從文學移向大文化領域。傳統研究模式強調文學的審美屬性，關注作家的創作個性及其作品的內容、形式，關注文學思潮的產生和演化，表述較為深細；但視野狹窄、視角單一，對牽涉面較廣的一些文學史重大問題缺乏解釋力。而大文化研究以其跨學科的氣勢，或者將文學問題放在社會史、思想史的廣闊背景中討論，或者借鑒社會史、思想史的方法考察文學問題，在文學思潮、文學流派、女性文學、作品傳播和讀者接受等方面均有收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近代文學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