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死于非命者立傳——讀摩羅《我的村，我的山》

　　摩羅九十年代出版了《恥辱者手記》，由此走紅；2009年摩羅忽而推出一部《中國站起來》，形象一變，由自由主義者變成民族主義者。早期摩羅推崇魯迅(其筆名即源自《摩羅詩力說》)，其時他是“精神界戰士”，高舉“國民性批判”的大旗，批判了權力、批判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批判了中國的歷史和傳統文化。之后，摩羅歸宗于費孝通，將目光投向了鄉村社會和底層民眾，他的《中國站起來》與《中國的疼痛》皆以費孝通守束全書。

　　2011年摩羅出版了《我的村，我的山》(東方出版社)。早期的摩羅致力于國民性批判，他與魯迅們一道批判阿Q和祥林嫂，批判他們的劣根性；但是當前的摩羅忽然意識到他是“阿Q和祥林嫂的兒子”，于是他決定從“國民性批判的大合唱中撤離出來”，“為我的父老兄弟一一立傳”。摩羅說：“我在受教育的整個過程中，一直按照書文上的說教在批判他們的信仰。我按照書文上的說法，一直把我的母親、我母親的母親、我母親的母親的母親的信仰，看做迷信。……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樣，罵他們愚昧無知，罵他們封建迷信。……我罵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種地、舂米將我養大成人的人。”(《我的村，我的山》153頁)然而，此后的摩羅一改往日形象，他致力于理解父母的信仰和神靈，他著手對家鄉的宗教信仰體系和神祗系統進行調查研究，著手對千萬年來自底層的所謂民間宗教進行研究。

　　摩羅將自己定位于“萬家村的巫師”，其使命是溝通人鬼，“代村民說話，代死去的和活著的村民，說出他們的甜蜜和憂傷。”(《我的村，我的山》7頁)因此，這本《我的村，我的山》可謂底層之《史記》，他對底層有著深切的關懷并試圖反哺底層。《我的村，我的山》關注的重心是“非正常死亡”的村民，摩羅要代他們發出聲音。80年代以來，農民紛紛涌入城市，這些人在城市中浮浮沉沉，少數得道升天，多數凄凄慘慘，其中有一部分因為種種原因死于非命。這些人就此煙消云散，摩羅則希望將這些死者的信息收起起來，立此存照。中國轟轟烈烈的現代化運動中，有些人因此得福，而有些人卻因此而死。這些死去者由此消失，摩羅卻將他們的消息一點一點地收集起來，寫成了一篇又一篇的傳記。

　　《我的村，我的山》是非虛構作品。現實永遠比虛構更精彩，虛構作品的想象力也永遠超不過現實。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面臨了新的情況，新的問題迫面而來，若有能力直接面對現實，則會比虛構的作品更為精彩。“非虛構”可以直接面對事實本身，把現實活生生地呈現出來。摩羅就是以非虛構為底色，寫了底層社會的生存狀態。

　　早在1987年，《上海文學》曾刊發了摩羅《深的山》系列作品，由《雪山》、《燈光》、《顫音》、《搖椅一》、《搖椅二》、《哭聲》、《銀毫》、《花褂》、《書案》、《靜夜》十篇組成，描述了鄉村社會生活的艱辛，寫了他的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勞作的一生，寫了他童年時的困苦。乍一看，《我的村，我的山》與1987年摩羅的《深的山》非常相似，二者都寫深山中的鄉村生活，但差別極大。《深的山》時期的摩羅對中國社會和世界格局尚無整體理解，他所能寫且擅長的只是身邊的生活，他所熟悉的只是底層的生活；但《我的村，我的山》則是建基于對世界格局和中國整體理解之上寫成，此時摩羅對世界格局和中國當下問題已經有了自己的體會，他知道農村再社會中的位置，他知道底層目前的處境。在序言《那山那村是我家》中，摩羅寫道，在其前半生，家鄉曾經越長越大，小時候是萬家灣人，中學時是丁峰村人，在縣城上班時是鳴山人，在全國工作或旅游時，家鄉是都昌、九江、江西，到了外國，家鄉是中國；而現在，其家鄉忽而越變越小，越變越還原，成為其小時候日夜廝守的一座山、一個村莊。(《我的村，我的山》1頁)這就是摩羅的生活和思想軌跡，其視野由小而大，他現在所寫的身邊生活有大視野為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