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人文精神 打造民族文化未來——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徐興無教授訪談

　　張光芒：20世紀90年代以來，消費主義思潮的沖擊、人文精神的失落等問題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大學校園。可以說，在20世紀80年代幾乎不需要提 倡和討論文學教育的問題，那時候的大學生自然而然地就對文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自然也能夠從文學經典汲取思想資源與精神營養，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往往 能夠受到文學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和熏陶。但近些年來，大學生的文學熱情在銳減，文學教育遭遇到極大的挑戰。您是如何看待當前大學文學教育的現狀的？你如何認 識大學文學教育的重要性？

　　徐興無：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消費主義思潮、人文精神失落確實影響了大學的校園文化，但是話說回來，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對文學的虔誠也并 非正常的現象。那種對文學的渴望與熱戀可謂純潔而幼稚、真誠而狹隘，只有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80年代的文學閱讀還能引發一種類似“啟蒙”的熱潮，而當 時的世界文學特別是西方文學可能已不再擔當這樣的角色。除了中國當代作品之外，許多當時中國大學生閱讀的中外名著都是剛剛解禁的古代和近現代的文學經典， 在中文專業的教材與教學中還要適當地加以“批判”，西方現代派的文學藝術更是圈錮在“自由化”的禁區，這樣的“啟蒙”是半開放的、變態的，不斷和意識形態 的管控發生著沖突，而且主要局限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階層。

　　應該說，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科學技術的引進，全球化進程加快，國際化的市場、時尚的文化與新的大眾傳媒方式興起，既中斷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文學 “啟蒙”，也沖破了意識形態的管控，消除了文學閱讀的禁區。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消費主義是一種流行的、群體的、感性的文化，它興起的同時，也使得精英 式的、追求自由和卓越的、個人主義的人文精神失落。世界的性質變了，原先的“真理”似乎也不存在了，文學藝術一下子成了浪子，甚至文學的形式都發生了消 解。隨著“通俗文學”、“網絡文學”接踵而至，在平板電腦上閱讀的文學已不完全是有營養的“精神食糧”，而是日常生活的消費品。這種新興的文化一方面可能 是大眾的、民主的，一方面可能是淺薄的、流俗的，它造就的人群不斷地涌進大學校園，他們當然不可能像80年代以精英自居、以使命自負的大學生一樣有些迷信 地崇拜文學，崇拜偉大的、經典的作品，他們和校園外的大眾一樣，不是沒有熱情，但相當一部分是尋求消費品的熱情，如果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教育，即便是得 了諾貝爾獎的作家和作品，也僅僅是明星和名牌消費品而已，這就是莫言得獎后文學書籍有了一點銷售熱度的真正原因。

　　文學藝術如何重新建設自己的家園，恐怕首先還是文學自身的問題。文學要想影響更多的人，就必須成為屬于更多的人的文學，必須與新的科技與市場相 結合，成為大眾的、民主的文學，這也是當代世界文學的總體發展趨勢。但是，要讓文學在抒發大眾情感、滿足大眾趣味的同時，又充滿理想與詩意，給人們以美的 感官享受和精神升華，讓人們觀照人性的偉大與無奈，就必須通過積極的文學創作、文學活動和文學教育，從而塑造自己的讀者群體。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形式源自 “說話”這種大眾和通俗的藝術，其中不乏泥沙俱下的低俗作品，但在強大的古典抒情文學(詩)與敘事文學(史)的范式引導下，經過幾百年的孕育，能夠出現 “四大名著”這樣偉大的作品。現代白話文學運動是由大學里的精英倡導的大眾的、通俗的文學運動，一開始就具有“新文化運動”的理想，所以現代白話文學的社 會文化影響遠遠大于現代白話通俗文學。

　　教育帶有較強的主導性甚至強制性，任何社會文化都對教育有一定的信任，認為教育是成就人生的必由途徑。大學文學教育責任除了普及文學知識、訓練 學生的語言文字的表達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人格與情操，提高學生的文化闡釋與批判能力，傳承、塑造和創新人文精神。大學教育也走向了國際化和大 眾化，逐漸從過去的精英教育變為大眾教育，大學的文學教育可以影響更多的人，因而也承擔著更重的責任，不僅對文學的未來，也對大眾文化的未來乃至民族文化 的未來起到雙重的影響。孔子處在禮崩樂壞、貴族階層衰落的時代，他卻將貴族教育體系中最重要的《詩》教作為他開創的平民教育中最為重要的教育內容，極其深 刻地影響了中國的詩歌傳統和社會文化價值觀念。

　　張光芒：在您看來，當前大學文學教育存在哪些問題呢？

　　徐興無：令人擔憂的是，當前大學的文學教育包括其他一些人文學科存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邊緣化”。首先體現在中文專業院系規模與配置下降。中文 系科是一種辦學成本低的專業。因為辦學成本低，很多大學，特別是工科大學辦的中文系科已流于與文秘、新聞傳播、法學等混雜在一起的院系之中，或為了方便招 生，或充當公共課程教學。只有大陸的重點大學和臺灣的知名大學，特別是有著近百年辦學傳統的大學還能保持中文學科獨立、完備的學科建制和相對的學科優勢。 但這種優勢也是相對的，因為評估體制是按照理工科和社會科學的國際標準建立的，這些學科在國際上是同質的，可以統一衡量，但國際上的文學等人文學科多是異 質的，無法統一衡量，文學學科不能為大學爭取國際公認的學術業績，因此在資源配置等方面必然受到限制。

　　“邊緣化”其次體現在通修性文學教育萎縮，主要是大學語文課程的撤消與低水平教學。自晚清創辦新式高等教育，就設有中國文學門，中國文學也是各 個學門通修的課程。1942年又創設“大一國文”課程，俞平伯、朱自清、聞一多、余冠英、沈從文、王瑤、陳垣、啟功等著名學者都擔任過這門課程的教學，這 個傳統在現在的臺灣高校中仍得到很好的繼承與延續。50年代，大陸高校在蘇聯教育模式下中斷了文學通修課程，1978年，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和復旦大學校 長蘇步青、華東師范大學徐中玉教授等教育家們深感于大學生語文能力的下降和中國文化的斷裂，積極倡導開設“大學語文”，80年代在全國高校得到較好的推 廣，但由于教育部從來沒有明確將其規定為本科必修課程，大學語文一直沒有在中國高校中獲得大學外語教育那樣的制度性保證。此外，一些大學里的通識教育中也 開設了文學課程，但也是自由選修課程，又多是作品導讀與鑒賞類的內容，準入與準出門檻低，往往流于蹭學分的課程。在以專業人才培養質量和科研績效為權重的 學科評估體系下，中文學科與院系只得重專業課程輕公共課程，一流的教師多不從事這門課的教學，教學水平降低。目前南京大學、復旦大學這些倡導大學語文的一 流大學都不再普遍開設大學語文，但說到底，還是這門課不符合當下功利性的學習觀，不能如外語技能那樣成為各種晉升途徑的敲門磚。

　　張光芒：您對重視“大學語文”的呼吁，我認為非常及時和必要。這些年從一些其他院校的同行那里了解到，有些高校的確把原本是必修公共課的“大學 語文”砍掉了，“大學語文”的受教群體越來越小，這也就意味著文學教育被忽視的程度越來越大，這是很不應該的。那么，在您看來，當前的大學文學教育存在的 這些問題，是由于哪些原因引起的呢？到底是我們的大學文學教育自身出了問題，還是社會文化環境的原因占主導？學校、教師、學生各個方面在其中分別起到怎樣 的作用呢？

　　徐興無：大學教育和社會文化環境一定是緊密相關的，互為因果的。英國教育學家托尼·比徹等寫過一本《學術部落及其領地》(唐躍勤等譯，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8)，書中指出：在西方，現代高等教育變成了目標明確的“大眾化”，政府在政策和宣傳上都越來越強調高等教育的職業培訓功能，認為高等教育 除了有研究功能外，還具有為專業領域、工業、商業輸送合格學生的功能。這就意味著不再強調學生個體心智和能力的全面發展，不再強調高等教育對社會的文化貢 獻，不再強調非功利性的純學習觀。西方如此，而中國的大學現在已經喊出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因此它的教育目標、取得的成就必將和出現的問題一起 和國際高等教育接軌。可以說，當代大學與當代文學一樣，皆被全球化和大眾化的潮流左右，從培育國家和民族的精英向生產國際化的科技與文化知識、培養大眾 化、國際化的人才轉變。大學產品的科技與經濟品質在提高，而精神文化品質在下降。我曾經參加過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辦的有關大學管理的研討班，他們提出的一系 列瞄準國際一流大學的高效率的辦學經驗，都可以歸結到他們明確提出的大學“企業化運營”的方針之下，但其中缺席的正是有關大學對社會文化的引領和大學人文 精神的討論。在這樣的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主導的社會中，文學只能是休閑文化的消費品，在現代大學“企業”中，文學教育也只能是一種點綴品。

　　張光芒：這也就是說，雖然從大的環境到學校，從教師到學生，這些層面都對文學教育的萎縮有一定的責任，但相對而言，應該從下而上承擔更多的主動 性作用。那么，教育方針體制、學校的措施制度、教師的主導作用、大學生的主體作用，這些方面如何形成良性互動，才能真正有利于大學文學教育的健康發展？在 新的社會環境下，切實提高大學文學教育質量，達到良好的效果，應該注意哪些新的問題？有哪些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徐興無：大學教育帶有明確的理想與目的，其教育制度和人才培養方案是規定性的。大學的文學教育能不能成功，首先是制度性的保障。由于中國大學都 是公立大學，國家的高等教育管理部門與教育制度設計有責任充分重視這個問題，以理工科為主導學科的國內一流大學也應該充分重視這個問題，因為這些大學具有 示范作用，比如南京大學已經提出“辦最好的本科”的口號，如果文學教育成為缺失或弱項，是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的。其次是教師的問題。文學教育是一種辦學成 本極低的教育活動，但是對教師的學術修養和教學水平要求極高。民國時期率先設置“大一國文”的是清華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1978年倡導開設“大學語文” 的是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這些都是國內的一流大學，是有理想的大學。但是“大一國文”在中國堅持了下去，不僅有制度保障，而且有名師的保 障。而“大學語文”目前的不景氣，不僅沒有得到制度的保障，也沒有名師的保障。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教授、博導上本科生的課程，說明重科研輕教學已是普遍現 象，更何況是沒有實用價值的本科文學教育呢？這兩個保障是中國大學文學教育的根本問題，既是老問題，也是永遠的新問題。

　　張光芒：最近，接連發生了復旦大學投毒事件、南昌航空大學腐尸案、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打架致死案，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盡管不能過分擴大 化，但至少說明大學教育出現了一些痼疾。有些媒體在反思這幾個事件時，習慣援引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的話加以評論，錢教授曾指出：“我們的一些大學，正在培 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我想，這種評價對于其他的大學生也許有一定的針對 性，但對于投毒事件，對于馬加爵等來說，卻是離題太遠了。后者根本不是那種理性的利己主義者，相反是毫無理性可言，在他們出事時更談不上高智商、功利性和 精于算計，而是完全扭曲了心智。伴隨著這種對待他人生命的冷酷和漠視的行為的，是一種自我毀滅的方式。

　　不少論者試圖從加強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層面來防止這類事件的出現，我想這也有點治標不治本。就此而言，恰恰是文學教育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例如文學里的情感教育、真善美的熏染、同情心的加強、人性的自我呵護等，從精神的根柢就遠離那種變態和瘋狂。因此，我們對于文學教育自身也應該有重新思考 的必要。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重新思考和建立大學文學教育理念？

　　徐興無：這些問題固然不是文學教育能夠解決的問題，但文學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組成，她有責任和義務來承擔這個問題。我們常說“文學是人學”， 相應地，文學教育的第一義是人的教育，何謂人的教育？是以人為目的的教育，是使人成為人的教育，是讓人不淪為工具的教育，這是重新思考大學文學教育理念的 出發點。很多人都認為大學的文學教育就是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與修辭、說話技能或者對文本的理解能力，這是對大學文學教育的偏見與淺見，大學文學教育固然要 承擔上述知識與技能培訓，但這不是她的理想。儒家開創的傳統教育目標是所謂的“成人”，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說，“君子之學以美 其身。”顧炎武說：“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都道出了文學教育和人文、道德教育的本質是對個人的心智與能力的培育。而在儒家看來，最重 要的心智當然是“仁愛”之心。其實西方的古典思想中也有這樣的認識，《新約》中記載圣保羅的話說：“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 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么。”

　　張光芒：德國教育家雅斯貝爾斯認為：“真正的教育應先獲得自身的本質。教育須有信仰，沒有信仰就不成其為教育，而是教學的技術而已。”(《什么 是教育》)同樣，文學教育也應該首先獲得自身的本質。在我看來，文學教育在本質上是以創作文本與文學形象為載體，激發讀者的審美想象力和主體的自由創造 性，通過對歷史與人類、他人與自我的情感體驗與審美觀照，有助于形成一種富有終極關懷與超越性的世界觀，從而確立起既保持民族精神又符合時代潮流的個性和 獨立性。從根本上說，這樣的文學教育是“審美教育”與“情感教育”的結合體，它成功的關鍵不是灌輸和教導，而是激勵和啟示，不是知識的積累和秩序的營造， 而是意志的塑造和個性的發展。這種教育與其他教育的最大區別是它的“無用”，但正如許多教育家意識到的，它的“無用之用”正乃“大用”。您認為，大學文學 教育如何才能獲得它自身的本質？

　　徐興無：文學對人性的啟發和愛的培育與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社會學等人文學的理性教導有著根本的不同，因為只有當個人在審美的愉悅與凈化過程 中產生出自覺和自愿，道德和信仰具備情感的基礎和意志的決擇，它們對人性的感召才算是合理的。孔子將《詩》教列為第一，因為比禮教更為有效。白居易說： “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 言，華聲，實義。”孔子最早概括出文學教育本質與作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是對個人情感和思想的啟發，讓受教者自覺到他的“自 我”和“自性”；“觀”是通過文學了解社會和世界；“群”則是用文學感召人們，所謂“群居相切磋”，使人們以同情和愛心“引譬連類”，推己及人。“怨”是 通過文學質疑、批判社會，特別是不合理的政治和非道德的現象。

　　此外，文學教育不是在課堂上欣賞、導讀作品就能完成的，要能培育起學生的文學閱讀與寫作、創作的興趣，知道讀什么作品，并將文學修養轉化為生活 情趣與人生理想。做到這一點非常艱難，因為當代大學中像孔子那樣能和學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老師太少了，所以，大學應該以有效的政策和方式鼓 勵優秀的教師從事文學教育和人文教育。這個過程，其實也是教師實現自我的過程。

　　張光芒：您這個“實現自我的過程”的觀點，讓我想起雅斯貝爾斯說過的另一句話：“教育意味著：一棵樹撼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顆心 靈喚醒另一顆心靈。”通過這一過程，教師的生命理想流淌在學生血液之中。這是對所謂“教書育人、薪火承傳”真正本質的深刻理解。

　　南京大學文學院對于文學教育歷來有自己的傳統和特點，也十分重視文學教育和素質教育。記得中文系曾經以“中文學科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獲得國家級 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您本人也先后主持或參與“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等有關教學改革的重大課題。您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合作主編的 《新編大學語文》，被許多高校作為必修課教材，有著廣泛的認可度和影響。您認為文學院在這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經驗？有哪些方面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

　　徐興無：明年，南京大學文學院將迎來她的百周年誕辰，悠久的歷史形成了堅持真理而不追逐時尚的學術精神和樸實、嚴謹、創新的學風。目前由中國語 言文學和由其發展出來的戲劇影視文學和藝術學理論三個一級學科組成。新時期以來，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和文藝學相繼成為國家重點學科，進而 整體晉升為國家一級重點學科。她和很多中國大學的中文系一樣，承擔著文學藝術專業人才的培養和非中文專業文學教育的任務。我個人認為這兩類人才的文學教育 目標沒有任何區別，只是教學內容與技能培養的層度不同而已。就大學本科教學而言，通過完成教學改革項目嘗試實踐教育理念是大學教育體制的常規做法，文學院 在這方面比較自覺，先后在幾屆系主任和院長的主持下，由許多教學骨干共同參與，完成了多個教育部本科教學改革項目，其中也有如“中文學科人才培養模式研 究”、“中文專業研究型課程體系建構”等獲得國家級教學獎的項目成果，我個人只是參與其事而已。項目、獲獎只是相對的肯定，最重要的是你想通過這些行為實 現什么樣的教育理念。顧炎武說的“器識”是一種解釋與判斷能力，人文學科的任務就是創造性地解釋和批判文化遺產和當下的社會文化現象。解釋和批判既受到歷 史條件、客觀條件與文本條件的制約，又要沖破這種制約獲得自由，創造新的思想。在南大文學院的文學教育以及承擔的學校通識課程教學當中，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的學術傳統比較重視解釋，而現代文學研究的傳統學術比較重批判，但都希望自己院系的學生乃至其他院系接受文學教育的學生們無論將來成為什么樣的人才，從事 什么樣的事業，都是具有獨立批判意識和高度人文精神的人。教學改革項目僅僅是提出一些理念，規劃一些可行性而已，最重要的還是實踐。

　　早在匡亞明老校長提倡開設“大學語文”課程時，當時的中文系就承擔了教材建設和課程教學工作，我個人也承擔過大學語文的教學工作。上世紀90年 代以來，南京大學不再將“大學語文”作為全校必修課程，但也十分重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文學院教師也積極參與其中。就近三年而言，文學院老師為學校各專 業開設了一系列通識課程，有27位博士生導師為一年級入校新生開設了27門以經典研讀為內容的新生研討課，位列全校之首。在部分院系的邀請下，一些老師仍 在堅持教授“大學語文”課程。文學院在文學教育方面還有一些特別值得介紹的成就，比如我院的莫礪鋒教授在百家講壇講授有關唐詩和白居易的系列講座，向大眾 展示了南京大學知名學者的文學教育水平與人文修養。我們的戲劇文學教育成績也非常突出，文學院的戲劇影視文學從本科到碩士、博士生教育體系完備，在戲劇實 踐方面不僅在大學校園中，還在社會上產生了影響，從去年到今年由本科生溫方伊創作、由呂效平教授導演的話劇《蔣公的面子》，已成為中國話劇藝術的“事 件”。今年我們還引進了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畢飛宇擔任專職教授，從事文學教育，特別是文學創作人才的發現與培養。戲劇演出和文學創作是任何大學的 校園文化的重要構成，更是大學文學教育的重要形式，惟有這種實踐性的、課外的文學教育，才能突破現代大學以課程教育為主的文學教育的局限性，達到“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境界。這一切都說明文學院的老師們對文學教育懷有很強的使命感，因為在目前的大學管理與評估體制下，他們的科研壓力巨大，專業教 學任務繁重。

　　2005年，時任系主任的丁帆教授有感于“大學語文”教育的重要和教育理念變革的必要，邀請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朱曉進教授和我共同主編了《新編 大學語文》，這本教材有多大的影響我不知道，但確實率先倡導了一個新的“大學語文”教育形式，即以人文主題為教學單元，組合古今中外的文學與文化經典或名 篇，兼容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人與文學藝術等向度的內涵，突破了過去“大學語文”教材以文體、文學史為脈絡的專業教材體系和以道德修養與社會生 活為主題的素質教育體系，其目的正是彰顯大學文學教育的人文精神，以繼承和光大南京大學倡導的“大學語文”教育傳統。

　　張光芒：那么，徐院長，您在主持文學院工作中采取了怎樣的具體措施加強文學教育，有著怎樣更詳細的未來規劃？打算如何推進文學教育的改革深入？尤其是有沒有具體的打算如何把您自己的教育理念應用于教育實踐之中？

　　徐興無：我沒有任何新穎的文學教育理念，也沒有什么有效的文學教育規劃和打算，更沒有能力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我所說的都是一些再淺顯不過的老 生常談。三國時的易學家管輅被人指責他講的道理是“老生常談”時，他說“常談者見不談”。我們的任務就是在各種相關的場合，采用不同的方式，不斷地向各種 人群重復、解說這些“老生常談”，說服人們認識到這些“常談”中有著他們忽視“不談”的問題和價值，從而認可、理解、支持文學教育。教過“大一國文”的朱 自清在20世紀40年代寫過一本《經典常談》，大學文學教育的內容，其實也是永遠的“經典常談”，關鍵在于教師們如何遵循文學教育的規律，提高自身的學 養，做到常談常新。教育是真正的文化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