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孫惠芬關注農村自殺問題

新書《生死十日談》講述二十幾個自殺案例見聞

作家孫惠芬和她的新作《生死十日談》。受訪者供圖

　　在日前舉行的《生死十日談》研討會上，當評論家們爭論不休時，作者孫惠芬始終微笑不語。三十年來，農民出身的她始終堅持寫自己熟悉的題材：故鄉和大地，農村人的心靈世界。這一次，她關注的是農村自殺現象，以及由之引發的農民精神生活和情感困境。

　　虛實結合營造現場感

　　“趙鳳，四十四歲，女，風古城張爐鄉翁南村小王屯小隊，2009年7月喝百草枯自殺；姜立修，四十三歲，男，翁古城石嶺鄉槐樹溝村下黃小隊，2008年6月喝百草枯自殺……”

　　《生死十日談》的黑色書皮封面上，印著這樣的紅色字體。封面正中兩排白字是：“關注自殺 關注自殺遺族 中國農民精神現狀調查，十日何談盡？”這部長篇小說去年在《人民文學》連載時，被放在“非虛構”欄目里。圖書設計也突出非虛構視覺元素，孫惠芬雖然不太認 可這樣的“錯覺”，但她尊重了出版方的考慮。

　　孫惠芬寫此書，源于同鄉好友、大連醫科大學心理學教授賈樹華的邀請。2011-2012年，賈樹華帶領她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團隊，在她倆共同家 鄉——大連莊河，進行她的第三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農村自殺行為的家庭影響的評估與干預”現場調研。賈樹華邀請孫惠芬加入課題組的初衷，“是想引 起這位當代文壇頗具影響力的農村題材女作家，對農村自殺現場的關注與關切”，因為她連續投入十二年的自殺研究項目，做得很“累”，卻沒太多人關注。

　　《生死十日談》講述孫惠芬隨著調研組一家家地進行訪談，十日里的二十幾個自殺案例見聞。小說故事來源一部分是親身隨訪，一部分是丈夫50多個小時的紀錄片素材，還有她自己多年來的農村見聞所感。“大多案例都有影子，但故事有虛構，人物有重新塑造。”人名均為虛構。

　　之所以營造訪談現場甚至親臨現場，造成非虛構的假象的敘述方式，源于她發現原始講述的局限：“講述者只能提供一個側面的信息，心理學的訪談問卷很難打開故事的脈絡。”

　　這樣虛實結合的作品，給評論家出了文體定義的難題。評論家李朝全稱，去年年底，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想把這個作品列入報告文學排行榜，孫惠芬則在電話里告知他有很多虛構的部分，會傷害到報告文學的真實性。

　　中國農村的自殺多發生在貧窮和文盲家庭

　　“中國是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每年平均約有28萬人死于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在中國，80%以上的自殺是發生在農村。”

　　這是賈樹華給出的研究數據。選擇莊河進行調研，因為那里是她的家鄉，有感情和便利因素，莊河的自殺率在中國其他縣級市同比人口中其實偏低。

　　《生死十日談》出版后，賈樹華不斷接受采訪，“從這個事情可以看出，一個作品的影響，遠遠超過了科學數據的影響。”

　　據賈樹華觀察，孫惠芬一開始被悲慘給“嚇著了”，她要派人專門跟著孫惠芬，負責疏導她的心情。但是，孫惠芬隨后被這些“悲慘的、壯美的、不可思 議的”故事震動。賈樹華覺得，這個經歷對孫惠芬的寫作和人生都有改變——“面對死亡、生命，既有破壞的力量，又有提升的力量。”但是，作為一名專業學者， 她對農村自殺現象的看法和角度，與孫惠芬存在著很大的區別。

　　賈樹華分析稱，國際上的自殺研究多是針對抑郁，中國農村的自殺多發生在貧窮和文盲家庭。對于抑郁這種說法和心理專家這種角色，農民幾乎聞所未 聞。要提升農民的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提高文化素質是首要的事情，否則他們沒有改變精神面貌的能力。“很多人是不應該選擇死亡的，夫妻吵架、被人冤枉，或 者有什么事情沒有解決好，他們就選擇自殺，如果多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果不情緒化，有心理健康干預，知道怎么應對，完全可以不自殺。”至于農民的精神生 活，她用了“匱乏”和“一片荒蕪”這樣的詞語來形容。

　　可是，在天性悲憫的作家孫惠芬眼里，“趙鳳、姜立修、曹運寬和三島由紀夫、杰克·倫敦、張國榮沒什么區別”。每一個自殺者都有自己的心靈與精神世界，她都試圖去走進、去挖掘，甚至那些在常人眼里非常輕率、荒誕的自殺行為，她也要努力去發現自殺者的尊嚴和價值。

　　“魯迅在祥林嫂的問話中展示了一個被社會遺棄的人心中尚存的精神世界，孫惠芬通過一個個自殺者的最后抉擇，呈現了他們不能被看輕的精神世界。” 評論家周立民說。“我非常擔心人們把這部小說當作一個紀實作品，去研討什么社會問題，甚至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等等，這當然很重要，但這不是作家的任務，過 分地關注這些反而忽略了小說本身所表達的核心。”

　　關于城鄉：從離鄉到“還鄉”

　　“自殺在我的筆下不過是一個籃子，它裝進的，是鄉村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對生死終極問題的追問和思考，這是現實力量的驅使，我無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進去，然后，如何出來。”

　　這段話出自今年1月孫惠芬答《文學報》的訪問。三十年間，孫惠芬創作大量農村題材作品。她的身份也隨之一步步地演變，從農村掙工分的農民，到文學院的專業作家、遼寧省作協副主席。寫作，是她逃離鄉村、走向外界的唯一“出走”方式。

　　2000年，長篇小說《歇馬山莊》問世，孫惠芬從此進入主流文壇關注視野。“這部小說是她在離鄉多年后重返故鄉的”回家“之作。”評論家李小江說。

　　雖然居住在大連，但家鄉其實不遠，她經常回家探親訪友，家鄉親人不斷地來往于城鄉之間，她的身心也游走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她說：城鄉之間的矛盾 和痛苦一直糾纏著自己，不管如何書寫，筆下人物“都永遠粘貼著城鄉差異帶給人情感上的困擾和困惑”。“當我人在繁華喧囂的城市還想著寫作，我發現，鄉村又 變成了我在城市里的夢想，變成了我的懷念。”

　　《生死十日談》中，初入村莊的第一個案例——“一泡屎要了兩個人的命”，婆媳兩人因為小孩在床上拉了一泡屎，大吵一架先后喝了農藥。一件瑣事何 以演變成要了兩條人命的導火索？孫惠芬從愛玩電腦的年輕媳婦身上，解讀出她向往外面世界，過不慣鄉村勞苦生活，與婆婆之間積累長久矛盾，導致了這場悲劇的 爆發。

　　“鄉村，似乎怎么都無法延伸年輕女子的希望。但凡有點本事，也要在進城打工后，嫁城里人。即使她們嫁了民工，不得不回鄉安家，也絕不回到生養她 們的土地。她們會要求男方在縣城或小鎮買樓，過遠離土地的城鎮生活。可以說，不干土地上的活兒，是新農民最大的‘面子’。”孫惠芬在第一個案例中這樣直抒 胸臆。書中的好幾個案例，都與進城和外面的世界相關：被進城包工的丈夫拋棄的趙鳳、制定“返鄉A計劃”的大學女生耿曉云、進城買樓患病自殺的張小栓……

　　“不管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不管是農民還是知識分子，因為困難、苦難如影隨形，在這個變革發展的時代，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都走在這條自我救贖的道路上。”孫惠芬說。

　　本文參考李小江《還鄉：“惠芬世界”的哲學闡釋》、周立民《艱難的閱讀及讀后感》等文。

孫惠芬 我們都在經歷城鄉之間的困境

　　觸動人們想看很重要

　　新京報：這本書標明是長篇小說，但在《人民文學》連載時放在了非虛構欄目里面，讓人很困惑。為什么？

　　孫惠芬：這個書的封面、封底，都是用了一個非虛構的樣子，但其實我個人是不喜歡非虛構給人的這種感覺。可是出版方說面對讀者他們有自己的思考。

　　我覺得，它是虛構還是非虛構不重要，觸動人們想看很重要，最后看到了會受感動很重要。我自己寫的時候哭了好幾場，比如寫到基督教堂那兒，寫到大學生耿曉云的父母那兒。

　　新京報：你在研討會上說寫完以后平靜，我就覺得奇怪，怎么可能平靜？

　　孫惠芬：不是平靜，寫完之后我好像被淘洗了，已經不是原來那個人了。就像有人大哭一場之后，哭完就平靜了

　　新京報：你采用非虛構和虛構這種方式結合，可能會給你帶來很多便利。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會有缺陷，比如你每個故事都適可而止，讀者不滿足。

　　孫惠芬：一開始是有局限的，因為小說的物質材料建立在心理學訪談這樣的架構上，訪談時無法脫離于團體。如果我自己去，一個案子可能兩天都講不完，寫到5萬-10萬字，那就不是十日談，而是單獨的一篇小說了。

　　研討會上有評論家說得非常對，貫穿始終的不是故事，而是我的思緒在引導。寫作當中遇到的困難非常多，第一個是靠什么來串接故事，它都是散的。其實我是靠形而上的思考一層層往前走往上推來串接故事的。

　　自殺不過是一個籃子

　　新京報：你在跟著調查組訪談時是什么樣的狀態？

　　孫惠芬：剛開始聽到那些故事真的很難受，難受得想嘔吐，無法承受。后來一點一點地就進去了。我跟大學生一起，但不能干擾人家的課題。有的故事我特別想知道，就追問一下。但恰恰是不知道的空白，讓小說有了伸展的空間。

　　新京報：你在開篇中寫到，這些人的死與名人沒什么兩樣，但小人物自殺通常被人忽視。

　　孫惠芬：其實你下鄉采訪就知道，每個人都是一樣的。那個女兒媽媽死了，她每天都在想為媽媽寫本書，她的媽媽身體不好，為了不牽連腿有病的女兒 ——自殺時她想選擇后門，可又怕女兒夜里嚇著，選擇前門，又怕過馬路太遠女兒走不過去。這里面有多么高貴的情感。我不愿意人們說農民無知、麻木，我們知識 分子就聰明、敏感。在精神世界里，其實人與人沒有什么區別。

　　新京報：有評論家說，他們是用生命來證明自己的尊嚴。

　　孫惠芬：是的。在他們什么武器都沒有的情況下，就拿自己的生命做武器，因為沒有別的辦法換來尊嚴。采訪中，有一個人得了胃癌，吞不下東西，自殺的時候喝不下藥，就上吊了。這就是尊嚴，他不想那樣等死。

　　新京報：沿著你的脈絡，書中最后那個大辮子的故事，感覺像一個小說，你是想用這個故事來表達一個升華嗎？為什么放在最后一個？

　　孫惠芬：放在最后一個是我想到了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不是從城里回到鄉村了嘛。這個小說一直在講城與鄉。我們的世界就是一個城市一個鄉下，人的精 神就是一個上面一個下面，一個遠方一個近處，一個夢想一個現實。父親是城里的知識分子，他很少關心女兒，但最后回到鄉下了，就是人的精神上的還鄉，尋找活 著的價值。這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故事，災難改變了每一個人，改變了很多東西，所以把它放到了最后。

　　新京報：你曾經說，“自殺在我的筆下不過是一個籃子，它裝進的，是鄉村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

　　孫惠芬：農民看到了城市的美好，可是又無法在城市生活。比如第一個故事，婆媳怎么為一泡屎就死了，其實這死里面一定包含他們很多日常的糾纏。婆 婆是一個非常能干的，講究過日子的傳統女人，兒子娶了一個特別有現代感、但是無法過鄉村日子的女孩。這都是現代文明的沖突，是文明之痛。

　　現在鄉下沒有多少女孩了，女孩都走了。如果一個女孩對城市文明有向往，可是她又嫁不到城里去，她必須在鄉村結婚，對她的夢想就是摧殘。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不同，像她母親、婆婆那一代人，是安于在鄉下的。

　　人與大自然的關系比較永恒

　　新京報：作為一個寫作者，你的角度和做研究的賈教授有什么樣的不同？

　　孫惠芬：她想從自殺者的故事當中評估出鄉村自殺者心理上遇到什么問題，應該怎么從心理學的角度去救助，評估出一個方法。通過分析案例，給出一些治療的辦法。我要做的，是探索心靈，探索人性。我是要通過挖掘人的情感世界，去呈現農民的精神現狀。

　　新京報：有一個案例，講述了爸爸(耿春江)把兒子送到法國留學，欠了十萬塊錢，雖然是欠自己的哥哥的債，最后承受不了而自殺。看到這里我想起你以前寫過的《吉寬的馬車》，兩個作品中的人物有點類似。

　　孫惠芬：這是兩種價值觀的沖突，我想通過這些故事說明一個道理，怎么活沒有一個定法。我在那里面有一個困惑，其實像耿春江大哥那么活也是正常的 ——進城追求自己的價值最大化，當自己要退休時，把這些東西擴散到侄子身上。如果侄子在外面能更好的話，他內心就能得到釋放。這也是《秉德女人》小說里寫 的，人在鄉野，在溝谷之間，多么孤獨和無助，每一個孤獨的個人都在仰望星空，希望有一個精神上的引領。其實他就希望被引領，希望侄子在外面有成就，但他弟 弟就是一個懶散的人，閑著才能體會到生活的價值和意味。不一樣的人就該尊重不一樣的活法，恰恰他的哥哥強制了弟弟，導致了弟弟自殺。

　　新京報：我覺得這個案例有一點特別，大部分的農民，應該是向往外面的世界，想跳出農村的。

　　孫惠芬：我在書里也寫到，當他的兒子從法國打來電話，他激動得腿都打顫。無論什么樣的性格。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并不像1加1等于2那么簡單，它 非常復雜。農村懶散的人其實很多，他們的人生哲學是天生的。我很欣賞他們。但他們有時候往往自己就是自己的敵人——既向往外面，又不想付諸實踐。

　　新京報：你自己怎樣看待這部作品的特點？

　　孫惠芬：它是我不期而遇的作品，讓我窺視到人如何自我救贖。

　　新京報：怎樣自我救贖？

　　孫惠芬：就是自己去尋找力量。《讓星月進家》一章里，那個媽媽在死了女兒后就到土地、到田野里干活。只有干活，跟大自然在一起，才能活下去。我從她身上也悟到了，人是需要互相之間的力量，但更需要的是跟大自然之間的關系。

　　我有一章是專門寫關系的。如果能跟大自然呼應上，哪怕跟一棵樹、一個星星月亮，就是選擇了一種關系。這種關系是永恒的，不太容易被摧毀，你會從中獲得力量。

　　■ 關鍵詞

　　百草枯

　　烈性農藥。在《生死十日談》中，喝農藥百草枯的案例非常多。5塊錢一瓶的百草枯，能殺死100頭牛，一小瓶蓋，就能使人死亡。只要把藥灑到地面，草就全死了，旁邊的樹、花兒都會受影響。

　　關系

　　“關系的死亡是最后的死亡”。孫惠芬在書中有一個章節專門寫“關系”。比如，徐大仙女兒的自殺，不僅是經濟窮、心窮，主要還是關系窮，當她發現愛她的爸爸都不能資助兩千塊錢時，就失去了生的希望。婆媳自殺的案例，也被認為是愛面子、愛關系的本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