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的批評——我的批評觀

　　在我們這個時代，“介入”這樣的字眼已經顯得相當的老舊和可笑。“介入的批評”，也往往顯得不合時宜。但我喜歡這樣的字眼，喜歡、尊敬和向往介入性的批評姿態。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勇敢的姿態，高貴的姿態。是一種生氣勃勃、堅持理想、勇于承擔，決不放棄批評的基本責任的姿態。它是一種美麗的姿態。

　　我一直以為，文學批評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特殊的實踐方式。它不僅是一種帶有著一定的專業特點的文學實踐，更是一種精神實踐，是一種相當獨特的具有著特殊力量的政治實踐。它應該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社會，介入生活，介入包括文學在內的時代與民族的精神事務。我所說的“介入的批評”，正應具有這樣的含義。

　　也正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礎上，我以為當下中國的文學批評存在著很多不容忽視的問題，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其“介入性”的嚴重薄弱。一方面，批評倫理危機重重；另一方面，“專家批評”積弊多多。它們都使得文學批評喪失了應有的“介入”沖動與“介入”能力。

　　所謂的批評倫理，主要就是指批評家與作家和詩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健康正常的批評倫理，應該是在文學標準的基礎上，以批評家的獨立自主、葆有尊嚴的文學批評與批評對象進行自由平等的對話。但是目前中國的文學批評離此境界顯然還有很大的距離。批評家在從事批評時往往會將主要精力放在對作家作品“優點”或“意義”的挖掘、揭示甚至放大上，很多平庸之作，都被披上“皇帝的新裝”拔高為“重大突破”或“里程碑”來竭力吹捧，而對那些真正存在的相當重要甚至是致命的問題，卻往往視而不見，刻意回避，少有人揭穿。這在表面上雖然建立了批評家和作家之間其樂融融的甜蜜關系，但在實質上，作家對批評家的工作并不會產生發自內心的尊敬，最多只會是致以“謝意”——這是因為，批評家的肯定畢竟會賦予他諸如“文學史地位”之類的象征資本，也很實惠地增加了其作品的版稅和碼洋。這也就是不多的一些經常“搗亂”、揭穿那些“皇帝新裝”的“頑童”批評不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但我以為，當下中國的文學批評正是需要少一些老謀深算的城府，多一些天真直率的“頑童”，以他們“不諳世故”的單純和他們的正直品格與文學良知重新建立健康正常的批評倫理，在直擊那些根本性問題的同時，有力地介入文學現場。只有如此，中國文學的真正進步才有可能。

　　在當下中國的批評領域中，那些在文學史的脈絡中以一定的學術規范和學科標準解讀文本、辨析潮流，并對作家的創作進行學理性研究的“專家批評”占據了很大份額。興起于1990年代初期的“專家批評”是當時的批評家們試圖通過對自己的“學者”身份和“學理性”的強調擺脫意識形態糾纏的重要策略，有著突出的反抗或逃逸體制的內在企圖，是一種“去體制化”的、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的批評實踐。但是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以及“專家批評”的偏至性發展，這樣的意義已近于消失。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大學教育的蓬勃發展以及相應的一套學術評價體系的建立，專家批評近乎反諷地“再體制化”，重新置身于新的體制之中。為了適應體制的“量化”要求，“專家批評”炮制了大量的“以量取勝”的學術垃圾。很多“專家”龜縮于學院，局限于所謂的“學術”視野，根本不去關心也沒有能力提出和“介入”時代與文學真正重大的問題，枉擔了知識分子的虛名。

　　正是本著對批評現狀的以上認識，我才越發覺得“介入的批評”難能可貴。實際上，它正是我的批評理想！于我而言，雖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