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78歲經驗談：不革命，太革命，都麻煩

是，是帶著鐐銬跳舞，但是也能跳得很好——屈原、李白，哪個沒有戴腳鐐？

　　在“文革”這樣一段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間內，王蒙并未就此擱筆，他堅持寫給自己，寫出了一個作家的意義和良心。“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3月20日，在知名作家王蒙創作于“文革”期間的作品《這邊風景》出版之際做客騰訊書院，暢談文革桎梏下的文學。

　　現實與理想：“我不能再等了，我一定要寫作！”

　　1963年王蒙被流放到新疆，開始了長達16年的流放生活，從一個青年人成長為四十不惑的中年人。王蒙說：“1958年中國的政治運動剝奪了我寫作的權力，但是我愛人講，你可以寫給自己看。當時，我已經四十歲了，我想我不能再等了，我不能再有一個十六年了，我等不起了！”

　　1965年，王蒙來到伊犁時，當地的“社教運動”正如火如荼。王蒙說：“我在書中寫了當地運動中令親者痛仇者快的故事，當時這樣寫沒有問題。但是，我寫書不是為了寫抵抗性，不是要抵抗中國體制。1978年，出版社讓我修改這本文革期間的作品時，我發現書中的許多內容過‘左’，不適宜這時的政治氣候，就此擱淺。”

　　78歲的王蒙總結說：“夠革命，不夠革命，都不能出版。1953到1956年，在創作《青春萬歲》時，因為沒有寫農民革命，作品不好出版。《這邊風景》卻是太革命了，也不好出版。”

　　作家與觀察：“我驚訝于自己對生活有如此細致的觀察！”

　　王蒙希望自己有一本與以往敘事方式不同的書。流放期間，王蒙樂于做一個默默的觀察者和思考者，因而，他能夠在書中寫出當地的美食佳釀、待客禮儀、婚喪嫁娶，寫出包括漢族、維吾爾族等多個民族的多元文化，寫出他們的民族舞蹈、音樂、服飾，乃至話語表達方式的精彩之處。他對細節的把握是從頭到腳的，甚至連當地人怎么開玩笑、怎么做飯都能細致入微地寫到。

　　“我特別驚訝，當時怎么對生活有那么細致的觀察。我現在對當時的很多事兒記憶都模糊了。”他說。從生命史來看，三四十歲正是一個人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時候，用王蒙的話說，“當時，講究‘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我還學習了維吾爾語，和維族人民打成了一片。所以，當我把這些都寫進書里時，肯定增加了書的可讀性。”

　　王蒙談說：“文革期間，可以選擇的空間十分狹小，要把精力放在有意義的事兒上。有時候，我很感慨這段歷史的空白！所以也會在書中寫到當地的民族矛盾、鬧事兒和各種糾紛，去記錄了一些特殊的歷史事件。”

　　政治與生活：“生活本身不可摧毀，無論政治多么空洞”

　　王蒙稱，畢淑敏有句話說得很恰當，政治有時會歪曲生活，生活有時會解構政治。他認為，每個社區都一樣，都有好人與壞人，貌似都是好人受氣，壞人橫行，但是，政治敏感時期就將此解讀為“階級斗爭”。他說：“有時候，政治的解讀是個命名問題，其實道理很簡單，我們生活中到處都有好人與壞人的差別，這很正常。要知道，生活本身不可摧毀，無論政治多么空洞。”

　　王蒙舉例說，他之所以會在書中寫農村興修水利，是有感于人民公社修過水利工程的背景。“這就像集體生活有大生活的情調，在碰撞中也產生了各種玩笑話。雖然動不動就開會，但是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熱鬧得不得了。革命的意識形態也有動人之處，我們讀毛主席語錄，我們學焦裕祿，我們學愚公移山的精神。”他說。

　　王蒙談到，從這些過去的故事當中往往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荒謬，但是，“當荒謬也變成一種生活，對于小說家不完全是壞事兒，生活的細節不可摧毀。”

　　自由與束縛：“戴著鐐銬跳舞也可以跳得很好！”

　　講座即將結束之際，王蒙表露了自己的創作心聲，戲稱自己“也有老實講故事的時候”。

　　他說：“這部作品是帶著鐐銬跳舞的，但是也能跳得很好！書中光人物就一百多個，此前，我沒有這種規模的作品。當我寫到這些人物的心理、品格，將人物的吸引力、魅力都寫出來時，我覺得這是我的活兒！絕對自由的寫作有時太容易，很多優秀的創作者，比如說屈原、李白，哪個沒有戴腳鐐？我希望這部作品能為我自己的中年填補一個空白，為我們的國家也填補一個空白。比如說1960年代時候人們怎樣生活，雖然沒到文化大革命，但也接近文化大革命了，那是什么樣的一種生活方式，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意義。”

　　在網絡上，有人稱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當代的官場現形記。那么，王蒙對于當今社會一股腦考公務員的大學生們如何看待？像主人公林震那樣的懷揣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如何在這種體制內生存？王蒙說：“我那篇小說不是官場現形記，我寫得非常理想、非常溫柔，像情詩，現在有些官場小說怎么惡心怎么寫，怎么勾心斗角怎么寫。現在考公務員，據說考公務員非常困難，但是我覺得也有一個好處，我們國家非常注重領導的功能，是非常注重權力運作的國家。”

　　王蒙表示：“如果大家都罵我我會很難過，如果大家都夸我我就不準備活下去，那證明我是一個小人，我一個人都沒得罪過，是滑頭滑到精的人。”(本報記者  魯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