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何為——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程金城教授訪談

　

　　晏杰雄：您認為文學教育的內涵和功能是什么？對當前中國大學文學教育的重要性您如何認識？

　　程金城：中國大學的中文系或文學院曾經有過輝煌的階段。而在今天，進入文學院的新生需要解惑答疑的第一個問題卻是：文學有什么意義？在當今的社會背景下，學文學有何價值？這不僅僅是個學理問題，而且是個社會認知問題。因為我們處在一個文學異常繁榮而文學含義多樣、價值多元的時期，也是文學作為專業備感疑惑的時期。

　　馮友蘭說過，“意義發生于自覺與了解。任何事物，如果我們對它能夠了解，便有意義，否則便無意義。了解越多，越有意義，了解很少便沒有多大意義。何謂‘自覺’？我們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事情，便是自覺。”將這番論述加以延伸，是否可以這樣說，當今對文學及人文學科意義的疑惑，首先在于對文學缺乏真正的了解，或者說有意無意忘記了關于文學和文學教育的常識。也就是說，在科技高度發達、全球化浪潮波及世界的今天，人們仍然需要了解文學。而對從事文學專業的人來說，還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亦即對文學的“自覺”。

　　什么是“文學”，其定義多樣，也在不斷變化中，但是人類對文學的需求卻幾乎與生俱來。還在人類幼年睜眼看世界的時候，我們的先民就用想象和以己度物的方式來解釋世界，并試圖把握世界。那個時候，人類的想象力異常發達，人人都有“詩性智慧”。 他們以自身的生命感悟來解釋萬物，描述世界的創造和人類的誕生。在他們的眼里，自然節律，四季變化，地理天象，風云雷電，一切皆有生命，也有形跡可循和生老病死乃至情感欲念。于是，他們試圖通過特殊的方式和神圣的儀式來左右自然以利于人類更好的生存和發展，于是，就誕生了后來稱之為“神話”的最早的敘事與抒情。神話是人類童年的百科全書，也是哲學、宗教、甚至科學的萌芽，當然也是最早的文學創作，它無可爭辯地成為文學史的“第一章”。人類正是利用想象和創造意象來解釋世界，解決因為無法把握自然的力量和克服人自身的生理“匱乏”而產生的疑惑、恐懼、焦慮、絕望等等精神和情感問題，并建立精神家園和“詩意”世界，以寄托希望、安頓靈魂與表達理想。進入文明社會之后，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愈來愈豐富，但文學作用于人的情感的功能卻始終未曾改變。人類能夠滿懷希望地健康地走到今天，而不至于因精神抑郁和情感糾結而導致毀滅，其中以詩意想象和情感表達為特質的文學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人類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神話傳說中的“開天辟地”、“追日奔月”已經成為現實，科學技術的發展超出了人們的預想；電子技術無孔不入，網絡信號鋪天蓋地，人人幾乎都變成了神話傳說中的“千里眼”、“順風耳”；技術助長“人欲”，于是有的人躍躍欲試想做上帝來“克隆”人，有的人想在外層空間建立自己的“烏托邦”、“桃花源”。 可是，這些都并不能克服人類與生俱來的以及新產生的疑惑、焦慮甚至恐懼和絕望等等精神和情感問題，人類依然需要心靈的安頓和情感的寄托，需要克服匱乏感和尋找價值感，也就是說，人類依然需要文學，或者說更加需要文學。文學可以抒情，可以敘事，可以置入真理，可以書寫歷史細節和揭示人性深度；文學可以想象、虛擬、超越現實，可以天馬行空、放逐心靈、神與物游；文學可以賦、比、興、觀、群、怨，可以緣事緣情而發，可以是“苦悶的象征”，也可以是“解脫之道”，可以是“經國之大業”，也可以是“消遣游戲”；文學可以審美，可以頌揚，也可以審丑，可以批判，可以嬉笑怒罵；文學可以窺意象而運斤、化情思為景物，也可以穿越、玄幻、詭異……文學有無限的表現空間和表現方法，可以創造無限的情感世界和“心理事實”。而這也許就是莫言所說的無用之大用。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藝術創造是人類的天性。文學與人類相伴而行，只要人類還有情感和心靈需求，人類要借助文學抒情表意，文學就不會消亡，也就需要有人來傳承文學和研究文學，大學校園里就會延續神話的現代演繹、諸子百家的睿智雄辯、屈原的九死不悔、李白的浪漫狂放、杜甫的憂思激昂，直至魯迅的憂憤深廣……所以，在當今人的心靈健康問題益發突出的情勢下，文學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須的，文學是無用之大用。

　　文學內在品質是詩性，“詩是最不科學的，而在人生，卻與科學并行不悖，同有其價值。”(馮友蘭《詩與宗教》)詩與科學相得益彰。從哲學的高度說，不僅文史哲是相通的，而且文學等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也是相通的。科學有“藝術”，藝術有“科學”，這就是為什么錢學森、李政道、楊振寧等大科學家都研究科學與藝術的關系并發表真知灼見，為什么愛因斯坦晚年對人文的重視勝過對科學難題的求解。我們必須以科學精神和學理態度看待大學的文學教育，理解大學何以要設立語言文學專業。從微觀的、當下的角度來看，文學的大學教育可以促進人格的健全和美好人性的養成。同時，文學還可以涵養善于與人打交道的情感方式和健康心態，這與當下時髦的“情商”之要素相關，而文學的審美性、情感性、形象性以及語言藝術的表達方式，在這些方面都顯其特長。一句老話：“文學是人學”。不過，一定要認識到，學文學不是只吟詩和讀小說，它有其特殊的系統性和特定的學理性，文學教學和研究也有其特殊的科學性與技能性。

　　一般來說，文學的主要目的不是改造社會和創造經濟效益，但是文學可以改造和影響人，而智慧的、求真向善的人可以改造社會，也可以創造經濟效益。或許，就眼前來說，文學不那么有顯著的經濟價值，但文學的元素發散在社會生活、包括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著時代，文學碎片無處不在，文學的價值是無法用經濟指標計算的，其意義從久遠才可以見出。

　　以上是我對文學院新生的寄語，也可以看做是關于大學文學教育的內涵和功能、大學文學教育的重要性的一些認識。但是，這只是一種關于大學文學教育的理想，而與文學教育的現實有很大的距離。

　　晏杰雄：當下不少學生除魯迅外，對茅盾、郭沫若等其他現代文學名家居然知之其少，對文學知識的缺乏遠超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學子，文學的經典閱讀幾乎空缺。二是發現學文學專業的學生缺少外人想象中的詩意，大部分是應用性的頭腦，熱衷考各種應用性的證書，那種人類天然具有的文學感悟力已經削平了，缺少深度和基本的理解力。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似乎沒有進入學生的心靈，文學教育和人文素養的培養之間還存在一條很深的鴻溝，力不能逮。您認為國內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主要存在哪些問題？

　　程金城：你的感受和看法我非常認同，文學院系學生不讀經典和缺乏詩意與想象的問題不但存在，而且日益嚴重。究其原因我以為大致有：

　　1.文學本是余裕的產物，而目前大學的文學教育卻有著日趨嚴重的功利目的，這在根本上決定了文學教育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在當前，還不能脫離“就業”來談大學的文學教育，正像考大學不能不跟就業聯系一樣，在這一指揮棒面前，文學原本的詩意和理想是沒有力量的。學生并不是不懂文學的價值，而是社會和時代“不懂”和“顧不上”文學。文學經典有對人生“長效”的功能，而目前追求的是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果。學生在校園的“詩意”學習并不能夠保證他們走向社會之后“詩意的棲居”，現實將文學的感性、詩意和浪漫逐漸驅散，學生們將“文學史”和文學概論之類的“知識”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將抽象的關于文學的理性結論作為“學問”就不難理解。另外，新傳媒時代對閱讀方式和欣賞習慣、接受心理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對此，大學文學院系的老師也都深有體會，也在討論，設法解決，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有的強調學生讀背經典，有的實驗打通文史哲界限等等。但是，這些都無法改變基本的局面。大學的文學院所能做的，或者比較明確堅守的，就是將文學作為專業來設置，在體制機制上保證對“文學”知識傳承的落實。當然，這也有利有弊。文學作為文化的肖像和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知識和精神需要傳承，這是大學文學教育的任務之一，而文學院系的學生的好處或長處，是他們較多地保留了文學的情懷和人文的特質，也有著較扎實的文學知識和理論基礎，使得他們有較強的社會適應性。但是，深層次的問題的解決還有待時日。而這些問題既有社會原因，也有大學的教育體制機制方面的原因，當然也有文學教育自身難以與時俱進的原因。

　　2.大學的文學教育存在背離文學特質和規律的問題。重理工輕人文的導向，沒有得到實質上的克服，這從大學的各種資助項目、考核指標和評估體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是與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有關的。同時，在大學教育體制機制上，文學被行政用“科學”方法管理，文學院系要應付來自上面的各種指標要求和工作安排，老師也要在體制規定的范圍完成任務，缺乏自主權，抑制自主性，也難有對文學本身研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中國的大學，項目、經費、獲獎往往成為衡量績效最重要的標準。而且不分學科專業，認為沒有“項目”和經費就不能搞研究。這對文學等人文學科的老師造成極大的壓力和傷害。老師忙于應付“任務”，無暇也無心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學自身研究上。我因此非常贊成涂險峰教授關于“學術減排”的觀點。

　　晏杰雄：目前中國大學文學教育的一個基本特點是需要考試，學生要熟悉那些文學基礎知識才能通過考試，拿到學分。學生原創性思想和詩性感悟受到抑制，形式主義比較嚴重，只要會死記硬背就行了。而據說國外學生可以憑興趣選擇研究對象，學習的空間和自由度比較大。您認為國外有什么好的文學教育經驗值得我們國內大學借鑒？

　　程金城：上述問題確實存在。現在的大學文學教育內容，實際上被抽象的文學概念(概論)和繁雜冗長的文學史所左右，而對文學本身、或者說文學作品的研究和閱讀放在其次。哲學理念和思維方式及“歷史”視角占據了大部分空間，考試也基本上在這個框架內命題。文學的感性特質被理性的思維所綁架，創作感受和閱讀體驗反倒被擱置，所謂的“知識體系”居于支配地位。這雖然不是全部現象，卻是重要傾向。

　　中國的大學教育是借鑒了國外、特別是西方經驗的，而且多年強調要與“國際接軌”，但是，具體到文學教學，國內實際上借鑒多的是接受和移植他們的知識體系，特別是文學理論方面更為突出，而對國外的先進教學方法借鑒并不多。以我有限的了解和體會，我覺得值得借鑒的，歸根結底還是在培養什么人的問題上的先進理念，亦即要培養有創造性的、有知識有涵養有潛力、全面發展的人才，而不是培養儲存所謂知識的機器。這似乎又涉及到了所謂的“體用”關系上。也就是說，在解決了培養什么人的根本的基礎上，我們借鑒他們的具體經驗才有實際意義，也才有作用。 結合到文學教育，應重新思考和遵循文學教育的規律，重新思考文學教育的目的性，回歸文學自身。在教學方法和環節上，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激發學生的想象力和感性思維。在這一點上，我倒是并不十分悲觀，因為現在的大學生心靈空間廣闊，對生活的體驗豐富多樣，表達方式靈活多樣，思維活躍，只要能激起他們對文學的興趣，掌握文學活動的規律，文學將會在他們的人生道路上發揮長遠的作用。

　　晏杰雄：文學是一切藝術之母，文學是詩意的棲居地，文學教育在培養人文素養中起著基礎性作用。面對當前文學教育的弱化和困境，您在主持文學院工作中有什么具體措施或未來規劃，讓通過文學教育提高大學生人文素養成為可能？

　　程金城：盡管大學的文學教育存在諸多問題，但是，大學的文學教育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大學文學教育不僅僅是一個專業，還在營造一種氛圍，堅守一種精神，創造一種文化。況且，中國文學的發展和傳播，與大學教育有很大的關系。

　　雖然，單憑文學院、甚至大學無法改變大學文學教育的局面，但是，在如何改進大學的文學教育，提高大學生人文素養方面，是可以進行探索的：

　　一是在文學教學的環節上，要先解放老師，再解放學生。關于這個問題，我想更多地要從我們文學教育自身找原因。現在的大學文學教育，經過學科設置、教學計劃、教學過程的規定和檢查、教材和考試等環節，將教師教學工作都做了事先規定，留給老師發揮自己特長的空間很小。當然了，有些規定是必要的，沒有規定不好管理，但是，規定過死過細就抑制了老師的教學積極性。老師不能發揮自己的學術專長，不能主動地教，學生怎么能主動學？所以大學文學教育要從僵化的體制機制中解放出來，先解放老師，再解放學生，調動兩方面的積極性，才能改善目前的被動局面。然而，老師又不能做到自己解放自己，因為他被教育體制機制牽制著，所以根本的問題，是要從教育體制機制上進行改革，要使文學老師回歸文學本位，尊重老師的教學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是要破除過細的學科壁壘。文學的特點決定了它在許多方面的模糊性，作為專業，按照科學方法分類，本來就存在著損害文學規律的可能，而多年來形成的管理體制，使得文學的學科分類過細過多，專業領域狹窄，造成森嚴的學科壁壘，一方面鼓勵學科交叉，另一方面在管理和考核上卻十分“嚴謹”，少有“越界”，有可能被視為“沒有專業”或不務正業。過分“專才”的老師要培養“通才”的學生，常常捉襟見肘。所以，在這方面，也要解放老師，保證和鼓勵老師在自由的積極精神狀態中創造性的教書育人。

　　三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文學活動。在這方面，目前大學文學院的活動是比較活躍的，還需要更多的引導、組織和老師的配合。比如作家進校園，加強大學文學教育與當代文學界的雙向互動，讓文學專業的大學生深入了解當代文學創作，鼓勵大學生積極參與當代文學活動，就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