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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聲國內外文壇的著名作家賈平凹先生長篇小說新作《帶燈》出版后,影響廣泛,好評如潮,為2013年全國最期待十本書之首,又被評為中國出版集團2013年好書榜首位。有評論家認為,“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呼吁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標志著賈平凹的文學創作又邁上新的高度”,“從《浮躁》、《廢都》、《秦腔》、《古爐》再到《帶燈》,賈平凹的表現是突破性的。從文字到文體,都是對華語文學的重大貢獻。”為此,記者采訪了賈平凹先生。
記者:賈平凹先生,您能談談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嗎?
賈平凹:《古爐》完成后,我就開始寫《帶燈》,其實這部小說醞釀的時間已久,當我在陜南、甘肅、河南、湖北一些縣、鎮、村數次游歷后,有了大量的觀察和思考,但如何寫當代,把它寫好,寫出獨特,我仍是老虎吃天,無法下爪。當接觸到一個鄉政府綜治辦的干部,她和她的故事讓我聚焦了新有材料,尋找到了這部小說的寫作突破口。我兩次去她那兒,跟著一塊走村串戶。離開那里之后,她又不停地以書信的方式報告著她的日常工作。她的工作,她的故事,是坐在書齋里無法編造的。
記者:你的長篇小說創作一直關注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努力探索社會轉型期出現的帶有根本性的體制、生存和由此而產生的新的人的倫理道德等問題,形象地描述出了我國農村這一歷史語境里的現實生活。試問,你如此關注農村題材的創作,僅僅是因為你生身于農村,天性中隱含了復活土地上曾經和正在演繹的故事?
賈平凹:肯定有這種天性。我出身農村,我對農村了解,感受深。社會轉型期就是轉農耕,這不僅是形態,更是文化。這一切的轉型,就是當代中國的特點,所以關注農村、農業、農民就是關注中國。中國的社會轉型搞好了,也就是為全球、為人類提供了中國式的經驗。每個作家都是為他所處的時代而生的,有他的使命。我寫了幾十年農村生活題材,這或許是我的文命,雖力量微薄,我盡力做好我該做的事而已。
記者:就《帶燈》而言,在這位名叫帶燈的女性身上是否體現了你對當下社會新人形象的藝術理解?或者說,你傾力塑造出來的這個新鮮而飽滿的人物形象,是不是合意于現實農村應該抑或已然出現迥異于傳統的人物形象理想化色彩?
賈平凹:現在的農村早已不是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農村了,不能再用傳統的對于農民的概念來看現在的農民,尤其是農村年輕人。他們基本上都有文化,他們的思維與城市人沒有太大的差別,他們大量到城市來,也就是我曾經在《高興》里寫過的劉高興那樣一群人。《帶燈》是寫還在農村的那些人,而帶燈又是鄉政府的干部,她每天從事著瑣碎、潑煩的工作,如她所說:“我是佛案前的紅蠟,火焰向上,淚流向下。”她的工作是為國家服務,那是莊嚴的,而在工作中,她有她的作為、奮進、悲憤和無奈。當然,她是美麗的、智慧的、有點情調的農村知識女性,她在那么多不舒服的環境里工作和生活,完全靠理想的、追求的、愛情的東西支撐著。寫普通人的生活要像寫歷史一樣莊重,我不企圖要讀者去哭去怒或笑或樂,只希望讓人們都有夢想。文學作品其實就是給人以夢想,慰藉自己。
記者:敢不敢觸及農村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主要社會矛盾和農民在走向工業化歷史進程中自身精神的蛻變和新生,這是衡量一個作家是否平庸的分界。《帶燈》中反映出來的關于體制改革和緊迫需要關注和疏解的社會問題,對我們認識當前農村確實具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如何回答和理解這些矛盾和問題,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賈平凹:社會轉型期,矛盾和問題必然會集中爆發,我們每個人可能都身處其中,或得益或受損,或喜悅或痛苦,而形成各自的命運。這是現實的也是關乎人類進步的長遠事,所以要正視、關注,去改變思維,去適應,去改革。
記者:有人說,《帶燈》標志著你的文學
藝術創作“又邁上了新的高度”。而在我看來,你在這部小說中非常大膽地突破了關于長篇小說藝術編制的要求,特別在文體上有新革新,既不同于你以往的藝術風格,也有異于當下其他作家。請問,你是如何考慮的?
賈平凹:我總想變一變,但變是太難了,往往突破那么一點點都要付出太多的東西。《帶燈》的這種寫法,也是題材決定的:一是把現實的部分寫出煙火氣味,這樣才可能寫出實感,寫出痛楚;二是帶燈的書信就是一種精神的東西,要讓她有夢想的翅膀。之所以分出小節,而大量的小節并不是故事的線索連續,這樣是想把故事融入更多的生活層面,使其豐盈和渾沌。寫帶燈其實在寫一個鎮,寫一個鎮其實在寫當下的中國。
記者:60歲一個甲子,60歲的你早早完成等身巨著,一個偉大的作家是很靈性同時很勤勉的。感謝你,中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時不時因為你制造陜西文學而興奮,吶喊,高潮,震顫。新的一年還有什么打算?《秦腔》改編成影視作品的事是否已經提上日程表?《帶燈》有可能搬上熒幕嗎?
賈平凹:今年我得再去一些農村跑跑。去那里跑動,是文學的需要,更是我生命的需要。《秦腔》改編影視的事,有關人正在加緊進行。《帶燈》已有人提出要改編影視,現正在協商,還未正式簽約。其實,我對我的作品改編影視并不熱衷和看重,我的作品改編影視有一定的困難,它的故事性并不強烈。誰愿意弄,誰去弄吧,弄瞎弄好,那是人家的事,文學和影視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