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丹：

　　中短篇可以因為一句話、一個場景，甚至一個標題，就激發你的創作沖動，而且你可以憑著這種沖動去完成它。但是長篇小說不行。我后來寫了幾個長篇，多少還是因襲了我原先寫中短篇的習慣，可能被一個事情、一個遭遇所鼓動，就倉促上馬。包括最近的《囚界無邊》，還是沿襲的我原先寫中短篇的創作習慣。陳福民先生說每個作者都應對歷史做體系性的把握。以前我們跟男作家們聊天，就認為他們都是宏大敘事，是為了做偉大作家的，并不對自己有這樣的要求，也沒有從這個角度去想過。但是我覺得這有一個誤區，如果我寫了一個小人物的命運，或者一個普通家庭的命運，是不是就一定不是宏大敘事？它同對歷史做體系性的把握之間，是不是完全矛盾的？其實，根本就不是我們原來以為的那樣，你要宏大敘事，就一定要具有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視角和那樣的把握能力。

　　我跟劉亮程先生有過一次談話。他給了我一個長篇小說的稿子，看了以后，我說長篇小說跟散文不一樣，它是一個系統架構，就是說你要蓋一個樓房，你要有梁有柱，有通風口，有樓梯。而現在你的小說讓我感覺你做了很多太精致的磚，但是沒有梁和柱，所以你那里面人物全都是影子。那時候作為一個編輯，可以這么說。到我自己來寫的時候，我確實認為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因為我現在也想改正我原先那種遭遇戰式的游擊習氣。我寫作新長篇的時候，一直想找一種結構，既能很好地表達我的想法，又是一個比較獨特的東西。所以我要再寫，不會那么倉促上馬，摸著石頭過河，走哪兒算哪兒。我可能會要做一些思考，對歷史做一個系統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