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奇”的色彩加深關注度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陸卓寧專訪

陸卓寧

　　□羊城晚報記者 李雯潔

　　實習生 于艷芳 曾丹丹

　　海外女作家的主體意識更充分

　　羊城晚報：近年來張翎、嚴歌苓等一批海外華文女作家在國內“走紅”，除了跟一系列影視作品的改編有關外，還有哪些方面的因素？ 

　　陸卓寧：從這批海外華文女作家來看，一是她們的作品在內容、表現形式和風格上，對國內讀者來說都是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很有吸引力。嚴歌苓為什么影響這么大？你看她筆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大多帶有傳奇色彩，很適合改編成電影劇本，而且她的選材和角度都是國內作家沒有涉足和表現的，這種“獵奇”色彩也加深了人們對她的關注。但這只是一個層面的原因，她們近年來的走紅，還與國內學者的關注，以及一般社會大眾閱讀層面的關注有關，撇開作品談，她們的海外作家的身份，對國內的讀者來說本身就是一個賣點。還有，我們也應該看到，海外的生活經驗及其異于國內的文化生態，給他們提供了主體表達相對充分的完全可能。

　　羊城晚報：這個主體表達怎么理解呢？

　　陸卓寧：這批華文女作家，她們在國內即便受到相對完備的教育才出去的，但出去以后又在一種異文化當中生存，兩種文化在她們身上發生交融、碰撞，形成了這樣一些觀察問題的角度，形成了這樣一種不同的“想像”的體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們的主體是相對充分的。她們對問題觀察的角度，甚至對同樣一個記憶怎樣去“想像”、我覺得她們獲得了更自主、更自我的空間。比如說嚴歌苓寫《小姨多鶴》中多鶴這樣一個女子，她的傳奇、曲折是完全超出我們想象的一種生活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能只有離開了我們這種語境，在一種跨文化的背景當中，才能夠比較充分地去刻畫這個人物。

　　羊城晚報：為什么在這批海外華文作家中，近年來在國內比較活躍的都是女性作家？

　　陸卓寧：為什么是女性呢？首先是現代女性人文關懷的特質，女性文筆特有的細膩和深入，對世事人生的獨立的感覺。另一方面男性可能面對生存的壓力會大一些，女性盡管也有生存壓力，但是家庭是比較正常的、健康的，女性就獲得了比較充足的寫作的空間。

　　海外作家多是業余時間寫作

　　羊城晚報：與大陸女作家相比，海外華文女作家在創作上有什么特點？

　　陸卓寧：特點肯定是很明顯的，海外華文女作家的作品是以跨國體驗作為一個潛在的或者直接的表現對象、書寫對象，比如嚴歌苓、張翎、虹影等都是這樣。她們寫中國的題材就是一種歷史的記憶，但是她們的記憶是很個人化的，所以她們回過頭來解讀歷史的時候，其實都是以一種“置之度外”的回眸姿態來寫她們曾經生活過的、熟悉的，現在仍然在想象中的土地上的人和事。當然，國內有一批很有實力的女作家，像國內的王安憶、方方等的作品讀起來同樣是很豐富很深厚的。但是，海外華文女作家那種得以迥異于單一文化體系下的“想象”方式顯然是國內作家所不具備的，所以她們的作品給我們帶來的既熟悉又陌生東西就更具有藝術的沖擊力。比如陳謙的《特蕾莎的流氓犯》同樣是寫“文革”，那是完全屬于她個人的文革記憶，但滲透在小說中的懺悔意識，自我救贖的心理掙扎則沖毀了我們共有的“文革記憶”。

　　羊城晚報：她們在海外的生活如何？好像一些海外華文作家還有自己正式的工作，這跟國內作家們是不一樣的。

　　陸卓寧：這也是我們中國的一種體制，西方的作家特別羨慕我們中國的作家，有作協，還有那么多機構給他們提供機會，能夠安心寫作還有工資領，在他們來說是難以想象和比較的。海外的，像張翎一直是聽力康復師，后來這兩年就完全進行寫作了。陳謙本來是硅谷的工程師，目前她也完全放棄了工作專心進行寫作。有個叫施雨的，也是當醫生的，現在也專門進行寫作了。但這個不能一概而論，很多海外作家也還在從事其他的工作，寫作大多還是業余的。

　　羊城晚報：從整個華語文壇看，華文作家扮演的是什么樣的角色？他們對中國文學又有哪些獨特貢獻？

　　陸卓寧：我記得王德威曾經說過，“當代中國小說的重鎮之一在海外”。我覺得這里面的內涵呢，一個他們畢竟還是用華文寫作，從這個意義上說，肯定是對我們的漢語寫作的一個拓展和豐富，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寫作經驗。盡管在海外了，甚至加入了他們所在國家的國籍了，但是他們那種與生俱來的東西，他們的思維、表現、語言和文字，和他們的母體、他們的母語本身就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另一方面，這些具有跨文化特點的文學文本，當然也已經表現出了與中國本土文學某些不同的品質，是一個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相融的漢語語種文學。比如嚴歌苓，我個人覺得，她確實不論在海外女作家當中，還是跟國內的女作家比，她都是比較突出的，這當然既是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貢獻是對世界文學的貢獻。

　　李雯潔、于艷芳、曾丹丹